第45章 朱壽昌對李定的人格碾壓(第3/4頁)

石也極力主張這樣做，於是改任李定為崇文殿說書。

御史林旦、薛昌朝說，不宜讓不孝之人居於勸講之位，而且一併彈劾王安石，要求罷免這兩個狼狽為奸的歹人。李定自己也感到很不安，請求解除官職，於是以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同判太常寺。

大概敘述完了李定同志的“光輝”歷史，主要是想引出蘇軾寫給朱壽昌的賀詩。

此時朱壽昌侍母劉氏已於熙寧三年（1070）秋天抵達京師，朝廷上下一眾官員前後擁觀，前後持續了一個月後，這種熱鬧勁才平息下去。

當時，很多同僚都有感而發的爭相作詩相贈，蘇軾的詩作亦是作於此際。

不過，蘇軾的詩中有一句“感君離合我心酸，此事今無古或聞”（《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結合當下王荊公力薦李定為臺官，李定曾經“不持母服”，臺諫給舍（宋朝設立臺諫制度） 皆論其不孝，不可大用。

在這個節骨眼上，蘇軾的詩句一出，舉朝譁然。

明眼人一看即知道，蘇軾詩中冷嘲熱諷的物件就是李定這廝。

李定不服母喪以求官，而朱壽昌正好相反，是棄官求母。蘇軾此次借朱壽昌（曾出任過河中府通判）及“西河郡守”吳起這兩個典故，辛辣地諷刺了李定以及王安石。

正是這一緣故，導致李定對蘇軾懷恨在心，後來主謀製造了“烏臺詩案”，幾乎將蘇軾置於死地，那是後話。

我們從現代職場角度而言，蘇軾或許屬於那種智商高但情商較低的工作人員。對於在自己事業的低谷期，不會隱而不發，還到處招惹是非。但轉而又想，若蘇軾真成了那樣的人，後世的我們還會為之津津樂道嗎？

過完年後的二月初一，在王安石的策劃之下，朝廷頒發了貢舉新制。

當時，王安石在進行政治、經濟和軍事體制改革的同時，也非常關注人才的選拔、培養和使用。這些主要是為變法造輿論，他共採取了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惟才用人這三個具體措施。

王安石廢除了舊有的明經諸科，取消了詩賦、帖經、墨義等考試專案，轉而以經義和策論為主要考試內容。

進士科的考試不再依賴詩賦，而是以經義為主。

科舉考試分為四場進行：第一場考本經大義十道，第二場考兼經大義十道，第三場考試論一道，第四場考時務策三道。這種改革，使得考試更加註重考生的實際能力和儒家思想的運用。

王安石頒行了《三經新義》，對《周禮》、《詩經》、《尚書》進行了全新的闡述，並將其確立為經義考試的標準。並規定，自此以後的科舉考試必須使用這些新經典作為考試內容。

改革後，進士科的名額還有所增加，共分為一甲到五甲五個等級，寄希望選拔更多的人才。

貢舉新制的主要內容，說白了，就是今後考進士不再考陳詞濫調的詩賦之作，貼經（科舉時代的一種考試方式）與墨義（科舉考試時令士子筆答經義）也都統統不再考了。

也就是說，今後的考試內容調整為：《詩經》 、《書經》 、《易經》 、《周禮》 、《禮記》 諸經，兼《論語》、《孟子》 之學，從這些書籍中考試士子們的大義，殿試時士子們須再作策論一道。

王安石的科舉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的科舉制度，使其更加註重考生的實際能力和儒家思想的運用。儘管王安石變法最終失敗，但科舉改革的成果在後世大部分得以保留，對北宋以後的科舉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因為在王安石等人看來，這些東西才是最應該考試的乾貨。

頒佈完新的科舉制度，接著，朝廷上又敕令宮中各職能部門就此事上書自己的看法。旨在徵求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