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讚賞的,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甚至認為該書是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蘇軾對王安石喜好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

熙寧二年(1069),蘇軾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後又想讓蘇軾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併力薦呂惠卿。

同年,蘇軾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蘇軾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蘇軾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

王安石回答說蘇軾是“邪險之人”,還說治平三年(1066)蘇軾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人所共知,所以蘇軾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軾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於死地。

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軾,直言“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烏臺詩案,這是蘇軾一生的拐點,由於蘇軾得罪了朝廷中的另一個敵對人物,而被鋃鐺入獄,很多熟悉的好友都躲避著他,更不用說去救他了。而此刻,與他曾經在朝堂上爭論的王安石,雖然已經是沒有權勢了,竟然趕赴京城,前往相救。

同樣,蘇軾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後寫詩給他,說“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次荊公韻四絕》),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託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並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王安石去世後,作為中書舍人的蘇軾,還為其撰寫了《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二人關係的不一般。

王安石變法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了,但他在文學上的造詣是不容詆譭的,儼然配得上“唐宋八大家”的稱號。有人認為王安石的文學方面不如蘇軾,那麼王安石為何能成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呢?

關於“唐宋八大家”陣容的組成,元末明初的朱右(字伯賢,自號鄒陽之,臨海章安人)首先選了韓愈、柳宗元等八位唐宋兩代文學家的文章,其中歐陽修、蘇洵父子三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

其他六位文學大咖對散文的貢獻是巨大的,被排在第一梯隊無可厚非。王安石和曾鞏二人看似出名的文章不多,但他們是“臨川文學”的代表人物,也是不容小覷的。

很多人認為王安石的文學成就不如蘇軾,是因為蘇軾所作的詩詞佳作太多了,而王安石出名的詞作品較少,但從散文天賦和成就上對比二人,王安石是不輸於蘇軾的。

但從《古文觀止》中收錄的二人代表作來看,王安石和蘇軾二人都是多點開花,議論文、遊記、碑文、書信類都有記錄。

他不僅能寫出《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還會寫出《梅花》:“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這樣的詩句,其所著的《傷仲永》還被我們今天的人教版初一下冊課本中所收錄。

因此上說,王安石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

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