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王安石變法前後的政治背景(第3/4頁)

偉大改革的失敗。在宋仁宗時期，北宋就有慶曆黨爭，兩個派系意見相左，互相攻訐，到了宋神宗時情況更甚。例如，當時的翰林學士範鎮認為，實行“青苗法”是變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與多取，換湯不換藥，充其量就是新瓶裝老酒，猶五十步與百步，半斤八兩的伎倆。

於是，七八月間不以為然的範純仁老先生也上書皇上，公開指責安石是“掊克財利”，完全捨棄了“堯舜知人安民之道”。

御史中丞呂誨也上書劾王安石的巧詐之行，說他：“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

呂誨，字獻可，幽州安次（今河北廊坊西）人。呂端之孫，從小在京師開封長大，也是個不折不扣的官三代。王安石執政時，呂誨上書直言其不通時事，若被大用，則非所宜。此人為官曾三居諫職，皆以彈奏執政大臣而罷，時人推服其耿直，號稱是北宋著名的敢諫之臣。

一次，宋神宗和文彥博討論變法之事，神宗道：我們更張法制，我知道士大夫們誠多不悅，然與百姓何所不便？

文彥博直言道：朝廷是與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而不是與百姓一起治理天下的。

第二年，司馬光也給王安石寫了三封長信：

其中的《與介甫書》責難王安石說“財利”不應該委託國家的三司來治理，更不應該成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和設立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又列舉實施新法“侵官”、“生事”、“徵利”、“拒諫”、“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

而同樣是在寫作上有著“兩把刷子”的王安石，則立馬回覆了《答司馬諫議書》進行了反駁：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那意思是說，你司馬君實說我在位日久，沒有為老百姓謀求到利益，我王某人知罪。但若是說我因循守舊，在其位不謀其政，則就是你的無知之舉了。

被氣得差點吐血的司馬光老先生，只得心如死灰地向宋神宗辭職，從此就隱居洛陽再也不問世事，而是專心編纂起了他那本《資治通鑑》。

意見分歧的派系彼此之間你爭我奪，以至於最終常常是不管策略的好壞，只要是派別不一樣，就用各種理由批判對方、反對對方。

當王安石實施新政時，反對者就更多了，雖然宋神宗對王安石很信任，但是群情激憤時，王安石也不得不請辭。在八年的改革期間，宋神宗不得不兩次解除王安石的職務，新政最終無果而終。

雖然王安石是很有才能的宰相，宋神宗也是銳意進取的皇帝，但他們卻沒有配合的班底，也沒有高效運轉的結構。宋神宗死後，保守的皇太后馬上重用司馬光等保守派，新政即遭到全面廢除，王安石的變法也隨即宣告失敗。

在新法的推行實踐中，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係，他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政以後，王安石繼續發揮了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另一方面，王安石雖然強調了政府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徵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推動改革變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來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

令人遺憾的是，變法最終觸犯了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