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開始捲入變法旋渦(第3/4頁)

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不僅如此，還有更狠的，“此不過以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且賣等皆細民，安可賤售其值！故臣願急罷之。”

當蘇軾還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等著神宗震怒而後降罪之際，忽然傳來皇上竟然採用了他的建議，把買燈之事給取消了！

這讓蘇軾受寵若驚，一種憂國憂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接下來就搞出了一個更大的動作，以自己三十四歲、自以為成熟的年齡上書二十一歲的神宗皇帝，開始開懷暢談起了新法的不便。

蘇軾在反對新法方面以大膽敢言著稱，透過各種方式製造輿論，成為反對派的代表之一。

在論戰中，蘇軾與司馬光等人站在一起，形成了“保守派”的陣營，但蘇軾並非簡單的“保守派”，他一生都未放棄在仁宗朝提出的革新主張。

蘇軾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他針對制置三司條例司的設立，強調其與中書、宰相的功能相重合，認為這不僅增加了冗員和冗費，還導致了朝廷體制的混亂，使得民眾和官員感到困擾。

強調國家的根本在於“道德”與“風俗”評判體系的建立，而不應簡單以“強弱”與“富貧”的表象來評價國家的狀況。這種強調道德倫理的觀點，反映了蘇軾對傳統價值觀的堅守，認為國家的強大與否不僅僅取決於經濟實力，更在於社會倫理的健康。

蘇軾還對王安石壓制諫官言論的行為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認為這種手段是毫無道理的，不僅違背了言官制度的初衷，還可能導致國家的大害。

殊不知，宋神宗趙頊即位時，北宋的統治真的是著面臨一系列危機：如軍費開支龐大，官僚機構臃腫而政費繁多，加上每年贈送遼和西夏的大量歲幣，使北宋財政年年虧空。

據《宋史·食貨志》記載，治平二年（1065）的時候，宋朝財政虧空已達1750餘萬。廣大農民由於豪強兼併、高利貸盤剝和賦稅徭役的加重，屢屢暴動反抗。值此內外憂患、財政睏乏之際，趙頊對宋太祖、宋太宗所制定的“祖宗之法”產生了懷疑。於是乎，年輕的趙頊深信變法是緩解危機的唯一辦法。

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入京受命。

趙頊一聽王安石來京，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趙頊與王安石晤面，聽取王安石有關政治、財政、經濟以及軍事上的改革謀略之後，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襄助自己成就宏圖大業的人才。而王安石也被趙頊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遠大抱負所折服，君臣二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走到了一起。不可否認，趙頊的改革理想之所以在繼位之初就能付諸實施，與王安石的支援有著密切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直接就敢毫不留情地往宋神宗頭上澆涼水的人，一種可能是神宗的長輩比如英宗，可是英宗業已駕崩；再一種就只能是臣僚中的頭腦發熱者，我們這裡姑且稱之為“政治上不成熟”者。

熙寧二年（1069），年輕的宋神宗銳意改革，他任命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

然而，就在變法推行之際，剛剛從政不久的蘇軾便上書神宗，陳述新法之利弊，反對王安石的一些措施，這就是著名的《上神宗皇帝書》。

《上神宗皇帝書》開篇便說：“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此時，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保守派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後來，蘇軾也因此次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不出意外地被貶為杭州通判。

看過《上神宗皇帝書》原文的人都知道，作為惜字如金的文言文，蘇軾竟然寫了大約一萬字的篇幅，裡面盡是旁徵博引、妙語連珠，很有當今重點高中文科班學生的優秀雜文習作之風，從文采的角度來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