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與“包拯式”人物滕元發的交情(第2/3頁)

在湖州時，劉大人曾陪同蘇軾到處遊玩，志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說不完的共同語言，特別是在對新法上，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

於是，蘇軾就提筆寫下了一首二十二韻，一韻到底“上聲七虞”韻的七言長詩，寄給了劉述，將自己心中的鬱結一股腦地講給了劉述聽。

這首蘇軾作於熙寧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長詩，除抒發了自己在仕途上進退維谷之情外，還對變法作了相當尖銳的譏刺（至少在反動派看來）。

當時的情形是：王安石對外開邊，對內變法，本想富國強兵，出發點無疑是好的，結果事與願違。

神宗即位不久，鑑於宋王朝同遼國和西夏的屈辱和約，如今竟先後轉而對西夏和南方少數民族用兵，這一年八月遣內侍徵調民車以備邊，心急火燎有增強兵備，“鞭笞四夷”之意。

十一月朝廷又令軍器監製造戰車，“伐木作車軸”，“取鼉（揚子鱷）皮以張戰鼓”，雖史無明文，但徵集牛皮以供軍用卻與此相似。而這一切的徵調，誰也不敢怠慢，否則就有資斧（利斧）之誅。

蘇軾並不反對抵抗遼國和西夏，他青年時代就表示要“與虜試周旋”，但是，他反對“首開邊隙”，反對為此而開礦、置將、伐木、取鼉，加重百姓負擔，鬧得雞犬不寧。神宗雖然對民間疾苦有著深厚的哀憐同情之心，但這些新法一個接一個地頒佈，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淺薄，並未取得任何的實效。

如今密州仍然旱災、蝗災不斷，老百姓餓得以草木泥土充飢，作為知州的蘇軾也是“齋廚索然”，不堪其憂，只得時常與通判劉廷式（字得之），沿著古城廢圃，採摘一些杞菊藉以裹腹，過著“攬草木以誑口”悽慘的生活。

在詩中，蘇軾稱頌了劉孝叔在朝直言敢諫，有補於世，及見朝廷遺使擾民，就立即自請提舉宮觀，歸隱湖山。如今的時局和自己的處境既是這樣艱難，原本應接受故人“當歸”的勸告，但自己卻“未肯衣冠掛神武”，沒能掛冠而去、歸隱故里。

我們前面提到過，作為胸無城府的文人官員，蘇軾的性格也不能免俗。一旦遇到了知己或好友，就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唯恐有所保留。

當然，作為行文與作詩，我們欣賞蘇軾的這種坦誠。但從政治角度考慮，這樣的做法，就顯得有些意氣用事了。

在隨後的《烏臺詩案》中，詩中那些引經據典、文縐縐的押韻詩句，毫無懸念地都變成了蘇軾譏諷朝廷的證據了。

四月十二，朝廷突然下詔，宣佈廢止給田募役法。

此舉使得蘇軾一頭霧水，因為自來密州任後，蘇軾就積極推行這項政策，比如先用助役錢招募了一些弓手，老百姓對此也很認同，執行起來也頗為順利。

誰知，就在密州官民齊心協力地要將政策推行下去之時，此法又被廢止。

在蘇軾眼中，這種給田募役法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各級官吏將它執行得有失偏頗，收上來的錢財沒有很好地反饋到百姓身上。這種制度中有五利二弊，總的來說是利大於弊，只要設法將弊端儘量減少即可，這項制度還是不要廢除的好。

在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中，原本就是以免役法替代差役法，所以說，免役法成了新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給田募役法實為免役法的發展。就新法的整體而言，蘇軾是持反對態度的，但是對於新法中的具體措施，如“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旗鼓”等則是持以肯定態度的。

在《上神宗皇帝書》中，蘇軾就曾稱讚過給田免役法，可見到了這一時期，他的思想認識，已較新法執行初期有所發展，也就是說新法推行以來，有些好的結果已經開始凸顯出來。

什麼是差役法？

就是以前朝廷的各種差役均出於民，且各州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