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王安石變法前後的政治背景(第1/4頁)

中國歷史上曾有四次變法：商鞅變法、王莽新政、王安石變法和戊戌變法（又稱百日維新）。

這四大變法都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改革，但均因歷史或現實的原因而失敗，其中以法家思想變法的商鞅較為成功。王安石這個人對於商鞅還是極為推崇的，他甚至寫過《商鞅》這首詩：“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商鞅》）這首詩不僅高度評價了商鞅的變法成就，還表達了他對商鞅取信於民和堅決鎮壓復辟勢力的讚賞。

若站到今天的歷史角度再來回顧這場千年前的社會改革，王安石變法的宗旨其實就是致力於解決宋朝當時的“三冗”問題。

為此，王安石出臺了一系列的措施手段，目的就是精簡人事、精簡費用、增加國家的收入，同時還不會增加人民的負擔。

那麼，北宋王朝發展到了神宗時期，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了呢？

北宋初年，最高統治者由於對土地兼併採取“不抑兼併”態度，導致三分之一的自耕農淪為佃戶和豪強地主。由於地主階層普遍隱瞞土地，致使富者有田無稅、貧者負擔沉重，連年的自然災害加劇了農民苦難，因而造成各地農民暴動頻繁。到了北宋的中後期，竟有十之七八的土地收不到稅。地方州縣的下層官員不敢舉發豪族，對中小層農民卻是巧立名目、加劇盤剝，以增加收入。如此一來，就只能在那些無法避稅的農民身上一層接一層的剝削了。

加之北宋與西夏和遼國連年發生多次戰爭，有限的土地還不斷遭到外族的蠶食。

照理說，北宋人口這麼多，經濟又算是發達，應當是稅收越來越可觀才是，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

當時的國家財政主要收入是田畝徵收賦稅，朝廷派人直接到地方去督導收稅，大部分上繳到朝廷，留給地方州縣不過十分之一二。可是北宋開國以後，豪族地主漸漸兼併土地，甚至刻意隱瞞土地，並千方百計地逃稅，這種現象到了中後期愈演愈烈。

當時的朝廷內部，改革派與守舊派們的鬥爭也日趨激烈。

加之北宋政府採用分化事權的方式以集中皇權，比如，宰相職位一般由多人擔任，同時還設定了樞密使、參知政事、三司使，來分割宰相的軍、政、財權。官職也不斷增加，導致北宋機構臃腫。同時，由於封建社會根深蒂固的恩蔭制，一個官僚一生當中可以推薦數十個親屬來當官。

北宋的行政系統裡組織重疊、冗員充斥的情況，是歷代之最。

有許多人名義上是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等機關裡的官員，實際上卻完全沒有職權。又有許多表面上屬於打雜的職位，名稱看起來極不起眼，卻是真正有實權的人。

北宋時期還大興科舉，參加科舉應試的人數急劇增加，考取進士人數也相應地增加。

朝廷裡又設立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等，大量選拔文學之士進入，稱之為學士或大學士，在國家有大事時參與討論，或是從事講學、著述。

宋朝的官吏數量因而十分龐大，並且在中後期直線上升，原本開國時宮中的官員人數不過數百人，宋仁宗時已經達到兩萬四千人。北宋官員的薪資之多又是中國曆代王朝之中最優厚的，據考證比清朝起碼高出一倍。因而行政費用漸漸成為天文數字，成了朝廷另一項壓力山大的負擔。

當時的北宋朝廷為了防範武將，甚至實行更戍法——頻繁地調動武將，導致“兵無常帥、帥無常師”。並設立不同機構管轄軍隊，調兵權與領兵權分離，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由於軍隊渙散，指揮效率和戰鬥力較低，導致北宋在與遼國和西夏的鬥爭中常常失敗。

宋太祖時，軍隊人數不過37萬人，經過七八十年，到宋仁宗時竟增加了三倍多，達到125萬人。增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