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治,也沒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卻能得人心的。過去所謂的那些賢能之人,現在都認為青苗法是不對的,但發出議論的人把這一切詆譭為流俗浮論,難道過去都是賢能而現在都是不肖嗎?

王安石對他的話感到憤慨,神宗讓他薦舉呂惠卿為御史,呂公著說,呂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這話告訴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憤慨,誣陷呂公著惡語中傷,神宗於熙寧三年(1070)四月初八貶呂公著為潁州知州。

呂公著大致也算得上是一個正面的人物形象,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曾鞏對他卻並不感冒。老呂知道神宗皇帝素來不喜歡曾鞏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對曾鞏的評價時,老呂就說,曾鞏此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說在神宗眼裡他那棄如敝履的文章還不算太垃圾,那他的為人處世與為官行政都是連“臭狗屎”都不如的。

這種評論傳到了世人耳中後,人們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鞏的確是這樣的人,那麼當時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鞏要在上,何以古往今來的史家為賢人立的傳那麼多,怎麼行義、政事、文章都不及曾鞏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們都說,曾鞏的政績及聲譽卓然可見,歷史上已成公論。

可呂公著還是這麼損地去惡意貶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呂的行徑與當年父親呂夷簡驅逐范仲淹和孔道輔的惡行如出一轍。

然而,老呂當年雖然“恣行奸利”,還尚且不會諱莫如深。而小呂則是“深中多數,不可測識”,把曾鞏與其弟弟曾布相提並論,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鞏忠義而曾布是個小人,難道小呂就不知道嗎?為什麼要去違背良心、貽害國家呢?

我國曆史上的變法,諸如商鞅變法、范仲淹變法、張居正變法等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都會觸及到封建地主、貴族及官僚集團的根本利益,從而引起他們極力的反對。

因此,中國的歷次變法不可避免的就都會伴隨著“新舊黨爭”。

熙寧年間,以司馬光、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為首的舊黨,他們就是在極力反對王安石推行他所制定的新政。當然,他們的反對,並不是反對王安石進行改革的初心,而是反對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時的那些內容。

簡單的說,王安石變法的“新舊黨爭”,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要怎樣改革的爭論。

比如蘇軾,他就明確反對“均輸法”的推行,他認為其不但不會讓國家和百姓得到任何的實惠,反而會滋生出更為嚴重的腐敗,從而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

韓琦則是明確反對“青苗法”的推行,他認為此舉不但救濟不了青黃不接的百姓,反而是會加重百姓頭上的負擔,直至讓百姓們家破人亡。

事實上,王安石雖是清正廉潔,但他因情商實在是太低,為了將變法嚴格的執行下去,只要是贊成變法的官員,他就不問出處、照單全收,直接委以重任。因此,導致大批奸佞小人利用王安石的變法走向高層,執掌變法大權,如後來的奸相蔡確、蔡京等人,他們皆是靠著依附王安石,從而掌控了實權。

當這些小人掌控大權後,他們雖然也是不折不扣地在執行王安石的變法主張,但常常會在施行新法的過程中,暗行剝削百姓之事。

比如在實施青苗法時,本來的利率是在二三分,但是這些官員在實施的過程中,卻是在暗地裡加收了好幾倍的利率,致使百姓們不堪重負、怨聲載道。王安石在變法時重用的皆是這些小人,歐陽修、蘇軾等正義之士又豈能不反對呢?

我們不妨開個玩笑,凡是因反對新法被貶的官員,都是正直忠義的“好人”。凡是討厭王安石的官員,都是蘇軾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對新法、討厭王安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