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西子湖畔的“雙節”是怎樣度過的(第1/4頁)

在蘇軾畢生交往的僧人中，海月禪師惠辨也是一位能超脫於凡俗之間的高僧。

蘇軾初到杭州通判任上時，由於年輕氣盛，面對因新法擾民等諸多難解問題而煩惱之時，總會去寺院裡拜訪海月禪師。往往都是在淡然對坐中，隨便聽上海月禪師的幾句話，就會使心中的鬱結頃刻間煙消雲散。

在當時，杭州本地的佛教極為繁盛，堪稱天下第一。

所以說，佛寺林立之下，高僧就常常不得不與那些圓滑虛妄的假和尚雜處一寺。當時寺院裡的慣例是：除了設有正副主持外，還設定有“都僧正”一名。

“都僧正”說白了，就是專門處理寺院裡的一些財務案件文書以及迎來送往等事的僧人，類似於今天的寺院辦公室主任。

這些寺院裡那些不願參與世俗、樂於棲身山林的所謂得道之人，都不屑於參與這類俗事。

但是，清遠靜穆、神采奕奕的海月禪師卻能做到內心空淵而又不避俗事，因此臉上從未有喜怒之色的他，在都僧正的崗位上乾的那是有聲有色，並贏得了僧眾及信徒們的信任與愛戴。

直到有一天，海月禪師突然臥病在床，特意派人到山下去請蘇軾上山話別。

不巧的是，蘇軾當時正值公務繁忙，完全沒有閒暇，過了十幾天才去。而當時海月禪師已經坐化四天了，只見他盤腿端坐彷彿生前一樣，以手摩其頭頂，好像尚有餘溫。

海月禪師生前留下遺言，——要等蘇學士到來之時方能蓋棺！

為什麼蘇軾總能得到出家之人的真摯友情呢？

也許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蘇軾對於佛學佛理理解的精深之故，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蘇軾內心的慈悲和對新法下百姓苟延殘喘狀態的憐憫之深，無奈的他只能從佛教之中去尋求超脫與釋懷！

佛門之地的佛緣如此，在外交方面，杭州通判蘇軾也有著超出常人的見解。

北宋時，作為契丹族走狗的高麗人，經常拿著“三分不值二分”的貢品，前來向大宋進貢，實則是心懷鬼胎地想向朝廷索要一些違禁的物品，比如金箔、正史的圖書。

等他們到了我們的疆域，還會將當地山川地形繪製成地圖，從而圖謀不軌。

並且高麗的使臣到來時，大宋朝廷的賜予、饋贈、宴請、勞頓等費用遠遠超過了他們進貢的物品所值，而為了迎接他們而修建亭館、調發人船、擾亂市場的諸般費用還不包括在內！

對於這些外族歹人明裡暗裡的挑釁行為，杭州通判蘇軾的做法為：

如果這些高麗使者送交的文書中沒有使用我大宋的歷法年號，那麼所送的禮品一律退還，直到他們改用大宋的年號為止。

另外敦促他們辦完事情儘快離境走人，不許有一刻的滯留。同時，退還他們所進貢的非正式禮品如金塔，也不替他們向朝廷稟報，同時降低沿途各地的接待規格。

再奏請朝廷發配那些奸商滑僧，並按照祖宗編制的統一敕令，杭州和明州（今寧波市鄞州區鄞江鎮）一律不準再發船前往高麗！

在大宋當時的歷史以及政治形勢之下，這些舉措無疑也展示出了蘇軾外交思想的萌芽。

提起蘇軾，人們的頭腦中便出現一個的風流倜儻的才子形象，但你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國歷史上提出國家安全策略、反文化外交間諜的第一人！

提起歷史上的高麗王朝，真是乏善可陳，用“牆頭上的草”來形容它最為合適。唐朝強大時，高麗王朝被打敗了，自願做了華夏的小弟，成了中國的屬國。但當遼國在北方強大起來的時候，馬上投入契丹人的懷裡做了奴才。

當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罷了，還時不時向北宋獻媚，來個政治文化交流，背後卻搞起小動作來。

高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