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郎,是一個表示俸祿等級的銜;“教授”才是實際職務,是州學或者縣學的主管官員。

此後,李綱的仕途呈緩緩上升之勢,徽宗對他似乎也很滿意。如果僅此而已的話,李綱在後來當一個十幾年的太平宰相,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有兩件事,使得他的一生註定了不平靜:一是金軍入侵,二是他太敢說話。

在鎮江督學的兩年,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為愜意的時刻。他把老父親接到身邊奉養,沉醉於山川秀麗之中。這情形,有詩為證:“山川富佳致,足以為親娛。”(李綱《謁告迎奉詩》)

此後的五年間,李綱的官階不斷在升,先是奉召回朝,做了“國子正”(國子監的職員),後又短暫地擔任過監察御史,到政和八年,做到了太常少卿。

太常寺,是主管禮樂的國家機關;少卿是副長官。拿到現在來說,是副部級的職務。應該說,李綱只用了五年工夫,就進入了帝國中樞機構的上層。

這期間,有一次李綱與他的父親恰巧於同一天被徽宗召見。徽宗注視李綱良久,慨嘆道:“你父子同日赴朝,是士大夫的榮耀啊!”

監察御史是“言職”,也就是負責糾風、提意見的官兒。李綱擔任這個職務後,接連提了幾條意見,就內侍(宦官)外派的問題、宰相喜歡任用幕僚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徽宗見他說話太沖,趕緊罷了他的言職,讓他幹別的去了。

這是他在政壇上初試啼聲,一切後面的大波瀾,現在暫時還看不到苗頭。可是,也許他心裡有預感。在這段時間裡,他在一首詩裡寫道:

契闊離親寧素願,

迂愚報國只丹心。

遠遊自是男兒事,

更把《離騷》細細尋。

(《吳江五首》)

像屈原那樣忠誠,又像屈原那樣被讒,這的確就是他未來仕途的不幸命運。

宣和元年,京師忽發大水,城西一帶淹得渺漫如江湖。災情嚴重,導致漕運不通。徽宗慌了,下詔令群臣獻策。眾人皆不敢言,惟有李綱敢說真話。

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講話而被貶(2)

他上奏說:災害不是沒來由的,必有其發生原因;防災雖然不易,但也必有消災之策。李綱分析,這次水災,是因為京西水利長年失修,致使遇雨成潦,河水溢位,灌入京城。他認為,水利失修不單是個技術問題,而且是個政治問題。當朝大佬不思國政,只知搬運花木竹石以取悅皇上,結怨民間,因此才引來了天災。

那麼如何治災呢?他提出,要“畏天威,固民心,守士用,嚴守衛。”

這篇著名的奏疏,題目叫做《論水便宜六事奏狀》,當頭棒喝在朝的君臣:水災問題是個政治問題。要想救災的話,那些勞民傷財的花石綱,能省就應該省;各地凡是受災的,秋租應一併豁免;“水過之後,安置居民,借貸賑濟,務令復業,無使失所”。總之要安撫好老百姓。

對於翫忽職守的“水官”,李綱則提出,要“誅水官之不勝任者,以正典刑。”

那時的當朝宰執,是蔡京。李綱這道奏疏一上,得罪的當然是蔡大人。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所以李綱提的這個意見,等於一頭撞在了銅牆鐵壁上。

宋朝的高層政治運作,承襲的是唐制,國家大事由三省和樞密院(相當於國防部)議定,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出旨,門下省辦理。中書省和門下省如果認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可以駁回。聖旨下後,允許侍從大臣評論得失,也允許臺諫官員提出反對意見。

這種最高行政層面上的相互制約,是皇權體制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糾錯機制,也是避免*政治蛻化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線。

但是在蔡京執政期間,這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