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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的菊國人與戰後出生的菊國人，以及戰後菊國右翼與菊國進步派、普通國民區別開來。

而事實上在菊國國內，戰後菊國政府、天皇、保守派、進步派、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認識，隨著時代的發展，一直都在變化著。戰後初期、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經濟平穩發展時期、冷戰結束之後每一個歷史階段對於戰爭責任的認識都有相對明顯的變化。

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曖昧，天皇對戰爭責任貌似超然的態度，保守派對戰爭責任的否認，進步派對戰爭責任的反省與懺悔，普通民眾在各種戰爭責任認識之間徘徊。

菊國社會至今都沒有能夠搞清楚戰爭責任到底應該由誰來承擔，多數的菊國人在檢討別人戰爭責任的同時也遺忘了自身的戰爭責任。菊國社會就戰爭責任一直都未能達成一致或大體相近的共同認識。

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的菊國民眾，更多地關注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提高生活水平，不願提起或刻意忘記悲慘的戰爭記憶，戰爭責任意識似乎也變成了一股埋藏在國民內心深處的潛流。

但是，隨著菊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實現了“趕超歐美”的經濟目標，某種程度上恢復了“民族自信心”的右翼分子，按捺不住為侵略戰爭翻案的野心，公開叫囂“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否定南靖大屠殺，推動戰犯合祀靖國神社和靖國神社國營化運動。

而保守派的翻案逆流和摩國在越南戰爭中的暴行，極大地刺激了剛剛經歷過大戰的菊國民眾和進步的知識分子。著名歷史學者井上清等人憤怒地批判“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著名作者小田實系統地提出了戰爭加害與受害理論，宗教界也紛紛發表戰爭責任告白，對菊國人的戰爭責任表示反省。

激進的菊國青年成立了“東亞反菊武裝陣線”，不加區別地追究古代菊國人對蝦夷、愛努、朝鮮的戰爭責任，近代菊國人對亞洲鄰國的戰爭責任以及當代菊國人對亞洲各國的經濟掠奪，甚至發動了一系列爆炸事件。

這些在菊國人看來十分激進的言論和行動表達了對保守派和右翼拒不反省戰爭責任的憤怒，但也因這些過於極端的手段遭到了政府的鎮壓、媒體的攻擊和民眾的誤解。

戰後菊國保守派與進步派圍繞戰爭責任的爭論和交鋒，使本已相對沉寂的戰爭責任意識潛流變得波濤洶湧，並隨著朝鶴天皇戰爭責任的舊事重提而引起菊國人的深思。1975年10月，朝鶴天皇在訪美前後接受記者採訪時，反覆宣告發動戰爭的責任不在他，而結束戰爭的“聖斷”卻是他作出的，試圖以此緩和摩國國民要求追究天皇戰爭責任的“敵對”情緒。

菊國政府和保守派學者透過著書立說，極力塑造朝鶴天皇在戰前是遵守“立憲君主主義”的“和平主義者”的形象。既然天皇及其近臣都堅持“和平主義”，反對那場戰爭，那麼，亞太戰爭自然無法正當化。這與保守派、右翼一邊叫囂維護天皇的尊嚴和地位，一邊推出“大東亞戰爭肯定論”，明顯地自相矛盾。保守派與右翼無法自圓其說，只得破綻百出地根據具體情形選擇天皇“和平主義者論”或“大東亞戰爭肯定論”。

即使進步派學者之間，也因為天皇的戰爭責任問題出現了分歧，粟屋憲太郎、井上清等人就不贊同家永三郎所謂既然戰後大審判沒有起訴天皇，故天皇就不應對戰爭責任負責的觀點。

20世紀80年代的菊國民眾，也逐漸破除了20世紀60年代嚴禁談論皇室事宜的“菊禁忌”。據時事通訊社***年的調查，當時至少有524％的人認為天皇“有全面責任”和“多少有”戰爭責任，而認識到自己也有加害責任者約為30％，但這已是戰後菊國社會認識戰爭責任的頂峰。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國際格局的解體、菊國泡沫經濟的破裂和民粹主義的抬頭，全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