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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以生產為主，生產之餘產生生活上的文化需要；而教徒以傳播文化信仰為主，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都需要依賴於老百姓的需要，老百姓不能安心生產，教徒們就不能安心生產和生活。於是，與印度佛教一個樣子的光頭和尚，在這個時代開始偶然出現。中國的佛教徒，仍然需要藉助道教徒的名義，不敢以佛教徒獨立的姿態出現。

不管是什麼人，道教徒也好佛教徒也好，普通人也好大官貴族也好，他們要到山裡來，山裡人始終是歡迎的，來的人是旅遊者，按照旅遊的英文意思，是一種圓形的運動過程，從出發必然要回到起點的一種定義，這和遷徙到山裡來有巨大不同。旅遊者是歡迎的，不是旅遊目的而是有其它原因到山裡來定居的，必須要給山裡人一個合理的理由與必然條件，才能給山裡人接受。

表面上孫泰李焉與帛和孫慳的定居山裡是沒有不同的，大家都是來山裡定居，不是旅遊者，短時間之後就會離開山裡。所以這就給不能分辨的山裡人帶來看不見的思想運動，分歧是難免的，出現矛盾也是必然的。山裡人的不明真相，加上別有用心來定居的定居者的目的，造成山裡人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個代價山裡人已經不止付出一代，而是已經延續了好幾代。

矛盾造成的結果之一，就是各部族的分裂和生產力的下降，這是山外北方少數民族和漢人的大規模遷徙運動影響，不能安心生產，需要與山外人一樣發生遷徙，而且是遲到的遷徙，發生在北方人和漢人的遷徙之後。山裡人的遷徙，可能比平原上的人遷徙更加不容易，思想運動在險峻的山林裡傳播，而目的地十分不明確，沒有方向沒有條件，或者是不明白具有那些具體的條件。

既然山外人到山裡來，山裡人是無條件接納了，那麼山外人對於山裡人的遷徙，也應該是一樣的吧。是一樣的，可是山裡人必須忍受山外人指責他們固有的堅強頑固的習性，這是山裡人難以接受的，他們是沉默的，沉默而能夠傾聽，但是山外人以為他們只是聾子和啞巴，不會聽也不會說，久而久之，山裡人就不願意離開山林了，只是不斷地有陌生的山外人帶著他們的需要進入山林。

其實山外人有一種接納思想的，前面提到的遊仙思想，就有一定的接納性，當正統屬於帝王的遊仙思想開放化了，以另外一種平民化的姿態出現，就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了，這樣子的遊仙思想，出現在一些著名人物的身上，比如曹操的一個另類兒子曹植，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還有一個郭璞，這幾位是西晉的平民化遊仙思想的代表。到了東晉，人物自然轉移到煙雨江南中，王謝兩家風流人物，背後的思想基礎，正是西晉的曹植幾位傳遞下來的。

東晉文化的特徵，對於遊仙思想加以改造，變成了後玄學時代，要求江南的漢人，具有他們那個時代的開放精神？？不要拒絕與他們一樣永嘉南渡的人們。山裡人，並沒有像東晉開創者那樣開放或者不開放，至少江南的山裡人接納了王家和謝家這樣的政治集團。江南人會不會繼續保持開放姿態呢，這也成為王家謝家還有其他幾個皇帝身邊的大家族的決定性工作。

除了王家謝家，南渡而來的還有庾（讀餘）家和桓（讀還）家，他們跟著皇帝做得怎樣，直接關係他們自身在江南的統治。江南這個時候，還有三國以東吳延續下來的幾個家族，他們與新來家族共同欺？了歷史。

曹植是另一種遊仙思想代表，郭璞是一個集大全的人，他留下的著作是對大量古書的註釋，他不是作為一個獨立作者存在的，而是一個影子，影子文化人，甚至與現代的武俠小說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郭璞本人是西晉東晉一百多年過渡時期的一個，他也隨著永嘉南渡到了江南，郭璞的一個重要作為，就是註釋了一本叫《爾雅》的秦漢時期的書，只是一本早期的集中認知的詞典，在文化上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