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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政權迭起，每一個政權都與南方的人一樣野心勃勃，但是每一個政權的政治野心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治怪圈。那就是每一個政權都必須崛起與殺戮之中，而他們又沒有東晉朝廷的的文化特點，所以每一個政權相對東晉都結束得特別快。從技術的角度來說，這是建康朝廷大量使用皮紙來作為公文導致的，北方人和中原人始終沒有這個技術力量的支援，沒有可以和東晉半壁江山發行公文的效率相抗衡的。我們南方的效率不在軍事上，而是在文化上面。而北方和中原依然需要軍事上的殺戮，就是依靠馬上得到天下，依靠戰馬和騎兵的殺戮，依靠血腥的統治。而我們南方，對於這樣的局面也並不滿意，因為我們始終希望皮紙的效率傳播到北方去，我麼開始鄙視北方人和中原人，這是我們的狂妄自大與虛榮心作祟。

驕傲、狂妄與自大，也是導致我周家失去成都的唯一原因。中原的人士終於開始懂得需要皮紙來辦公，所以我們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前趙後趙還有冉魏國等相繼滅亡，都是因為對此一竅不通。而前燕前秦的崛起，他們已經開始學習著使用這一技術手段了，我們與朝廷上下都想對中原封鎖這個技術，但是我們不可能做到封鎖。桓家與周家和前秦苻家的人，就是用皮紙技術來交易奴隸的。

朝廷裡是想封鎖，所以我們暗地裡和秦國人交易，朝廷不賣紙張生產技術，所以後來朝廷裡就先是得罪了燕國慕容家族的人，後來是得罪了秦國苻氏氐族家族的人。燕國和秦國不免一戰，與前趙和後趙一樣，都是關中與中原兩個強者之間的較量。關中的前趙敗給中原的後趙，而中原的前燕國敗給關中的前秦國。這期間，在就是前趙後趙南下中原對西晉的沉重打擊，還有燕國鮮卑族人南下打敗後趙國，兩次從北向南的打擊都是北方取勝，而兩次東西方向之間的較量則各有勝負。而我們東晉，一直想擴大自己，我們也的確做到了，從開始經營江南，把整個江南打點起來，打點的時間比三國吳國的時間已經超出了，這就是東晉的貢獻，這其中桓家與我周家的奉獻是很關鍵的，我們處於東晉頂峰時期，東晉皇族司馬家族的命運可以說都是捏在我們手裡。

……啊！要我周仲孫態度端正一點，不要想歪了？？寫出狡辯的話來？什麼叫想歪了和狡辯？西晉玄學以來我們都是這樣說話的，到了東晉，我們難免還有一些習慣。我們認為辯論是高貴的，只有身份高貴的人才能夠狡辯，去想千秋萬代的事情，就是想歪了不現實？你們這等刁民，根本就不懂什麼叫做高貴……。

劉曜滅國那夥兒，我大爺爺周撫已經洗脫了王敦兵變中的“冤枉”，他開始接替甘卓的重要職務，甘卓死後襄陽城裡一度混亂，朝廷為了陶侃甘卓這兩個人組織出來的這一支力量而煩惱。他們畢竟幫助建康朝廷剿匪有功，要消滅這支當初功勞至偉的隊伍，建康朝廷沒有這個膽量。而放任不管朝廷也是絕對不會的，所以就把這支力量集中在荊州以北的襄陽城，以用來抗衡中原南下的後趙國石勒家族。陶侃甘卓的這隻力量，實際上是給北府軍做出了一個榜樣，朝廷就從陶侃甘卓這裡得到模式，依照葫蘆畫瓢，在京口建立北府軍營地，既用來對付北方南下又要“伺機”收復北方，另外，就是對付長江中游各個勢力對朝廷的威脅。

陶侃甘卓的力量主要來自江西安徽，讓他們離開江州，這等於朝廷不希望江州駐軍太多威脅到朝廷了。一度發生的王敦、蘇俊事件，都是和這個政治格局有關。大爺爺到襄陽，當年和他一起投靠王敦的將軍鄧嶽，也是差點在王敦兵變中被朝廷治罪，鄧嶽後來跟著陶侃一樣到廣州去了，這是與陶侃一樣為了政治避難，我大爺爺周光當年要捉拿的，就是周撫和鄧嶽兩個人，結果一個都沒有捉就都放了。鄧嶽和周撫逃到梁州荊州交界的一帶躲避了一段時間這才出來請罪。隨後就是鄧嶽自願到廣州去殺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