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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逃難者才是出路，應思遠當然也不甘心，所以也不怕臉皮厚，要和陶侃爭奪。應思遠在南平郡和江陵派的人士一起，對於本地人士是有所任用的，只有這樣才能紮根穩妥。應思遠祖上本是魏國大官，家裡殷實得很，為人呢愛讀書也很孝順，性子溫火不急，所以他也很有人緣。應思遠和陶侃這兩個都是有人緣的一方大員，因為朝廷裡的明爭暗鬥而不得不對壘上了。從文化方面，應思遠代表的是湖北湖南派的讀書人，陶侃代表的是新的帝京一派下的讀書人，至少是江西派和徽派，從武功上講，江陵派老底子強大，屬於原東海王司馬越的直接親信，而陶侃雖然文化上是江西派，可是江西派是誕生與他手上，所以沒有資本可以比較，只是因為司馬睿南渡建康，比較接近而已，來往於建康，建康的司馬睿家比較熟悉罷了。司馬睿家想做大，對於荊州江陵派始終是拉攏為主流打擊是下策。

王敦這鼎立大臣心裡七上八下，對於江陵派和江西派難以取捨，一夥兒偏向這邊一夥兒偏向那邊，司馬睿也是這樣，所以一時間誰都不知道最後結果。王敦先是打聽到已經稱帝的朝廷裡給了應思遠升職任命，要他多管理五個郡的軍事，做個名義上的益州刺史。這是朝廷裡的決定，王敦覺得還可以接受便不反對。可是江陵派自己不同意，堅決反對陶侃來做荊州刺史，於是應思遠就不是上任。

因為這官職畢竟是離開南平郡的，是巴東五郡的軍事，這時候成都姓李的已經稱王，就是成都王了，李家眼看就要稱帝，這不等於把江陵派推向和李家的開戰的境地了，益州刺史的任命不能接受，更加不可能到益州去，江陵派不願意去和李家的打仗，就是隻想保住荊州就可以了，於是就有了假裝兵變的事情。

王敦想從中調和，然後就可以拉攏江陵派，因為他始終認為陶侃已經是他的心腹，王敦暗地和甘卓還有我曾爺爺周訪搭成承若，就是給了甘家和周家許諾的，所以他覺得可以調和。可是朝廷裡不願意了出來發話，說要調動應思遠到朝廷來做京官，這可出乎王敦的意料之中，而且致命的是他沒有想到應思遠答應了立即便走馬上京，王敦阻止不及，只要順水推舟了。應思遠做了一個吳國內史，看起來是文官，而且派頭聽起來好像不太大一樣的。王敦也沒有辦法說什麼。

沒有想到的是，應思遠這一上京，經常和皇帝見面，等於把江陵派交給了皇帝親自指揮了，皇帝和朝廷裡的分歧，以皇帝家族的勝利告終，因為這個應思遠，最後非常堅決對付王敦，王敦的手下坐不住了這才從江州陳兵姑孰，一場兵變下來，王敦一夥倒臺。

王敦倒臺，也來自於他太過自信，他過於信任陶侃等人，而忽略了，陶侃根本就是個應思遠一樣的人物，因為他們兩既然在政治上是競爭對手，那麼他們之間必然是有很多相似性的。兩人對王敦都不冷不熱的，都是有政治韜略的人士，王敦沒有駕馭這兩個人的能力。

應思遠有當代老子的稱號，而陶侃為人清明精幹、廉潔奉公，陶侃做荊州刺史，王敦一夥其實已經失敗，是乎也預示著王家在東晉政治舞臺上的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皇家自己，要麼就是皇家皇族執政，要麼就是皇族的外親執政。王敦等王家的下臺，接著還發生了蘇俊兵變，這一場兵變也是異常嚴重，外親也要開始輪換成為別家，所以就到了後來桓溫這個皇帝女婿來上臺。

王敦下臺，一個是因為陶侃已經在外和江陵派搭成協議不支援王敦，一個是因為應思遠這樣的江陵派做了京官的直接干預朝政。王敦計程車兵抵達姑孰，當時的皇帝害怕得不得了，朝廷裡的大臣也是紛紛揚揚，有的背後私通王家。而應思遠很不客氣，他又是將軍一個，不是文官那樣的軟蛋，所以他指揮排程，內外應和，就這樣把王敦一夥給去掉，等於是朝政裡來了一次洗牌。

甘卓在王敦兵變中是個犧牲品，誰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