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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徒,這些亡命之徒大部分都失敗了,但是有少數成功者,帶給世界的變化是很大的。西方人只能痛恨東方人的歷史而不許仇視東方人現代民主制度,而東方人可以敵視西方人現代的制度,因為他們的制度會繼續帶來分歧,他們仇視現代東方的制度,絕不允許他們再次以海盜的形式來作為亡命之徒,東方人必須學會打擊西方的亡命之徒,所以東方人自己的安定團結最重要,團結超過一切,不團結的東方人可以去做新形勢下的亡命之徒,這些人也許會推動歷史再次前進。
從現代回到東晉,從世界回到中國,從中國回到山林裡。雖然是亂世,皇帝卻從來沒有更少的,亂世的中國只有皇帝更多,不會只有一個皇帝來命令天下太平。皇帝不好就不用皇帝,皇帝沒有了,但是世界卻擴大了,仍然需要天下太平。歌頌皇帝的文章辭賦可以沒有,但是抒發性情的個人需要卻還在繼續,這應該就是一種繼承吧,畢竟還是要繼承沒有皇帝下的抒發性情,不能說要回到吟詩作賦的年代去。這皇帝最大的壞處還不就是霸佔土地,要是沒有皇帝的年代也同樣有霸佔土地的情況出現,就要考慮回到計劃分配的經濟模式下,計劃經濟模式的重新回籠,恐怕不是少數人的意志壓制得了的。房子有了,就應該回到房子裡來研究自己內心的需要,找到自己失落了的需要,找到自己的童年,找到自己的少年的影子,從人的低階本能改造成為高階本能,從童年的性情裡找到個人的滿足與否。童年的性情裡要是有兵法謀略,那是可怕的事情,會導致戰爭的。
百姓從來都是不需要戰爭的,百姓只想過安定的生活,百姓的願望沒有得到滿足,自然希望大的變化,可是百姓希望的變化被少數人操縱也是可怕的結果,結果最嚴重的莫過於西晉末年這樣,宗室操戈擴散出來,不僅西晉的統治蕩然無存,就連這百姓希望的變化,讓州郡管轄的體制都成為一個笑話,這個笑話的代價是非常沉重的,沉重到周仲孫這個俘虜不像俘虜,看守他的人則不像看守。州郡體制可以說到了西晉就正式解體了,仍然是皇朝制度,但是稱謂從開始走向州郡縣制度,封王制度仍然不肯退出,皇帝仍然允許存在,州郡縣制度讓封王制度改造成為了掩人耳目的一種新花樣,成為特區一樣的名稱。這個世界上沒有那麼多特別的地方,有的只是地理上歷史上的不平等和人們心裡需要的平等。正是有了地理上與歷史上的不平等,才有人們心裡迫切需要的平等,特而不特,特而稱雄。這就是怪圈,老百姓越是希望安定的生活,越是沒有安定的生活給出,天災人禍,總是不期而至。
回到益州就像回到童年一樣,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益州又不是什麼所有人的故鄉,為什麼為這樣子呢?
益州之所以成為人的童年,因為三皇五帝的童年就是在山地上渡過的,童年的苦厄使得他明白,山地上的艱難比平地上的艱難更加可怕,他拼命地逃離山地,三皇五帝之所以被稱為三皇五帝,因為他們都成功地逃離了,而且不是他獨自一人逃離的,帶著所有願意逃離的下山,建立一個新生活。可是到了西晉末年,許諾給山地氐族人的新生活,成為一張沒有兌現的空頭支票,李特父子返回山地,等於是一次經濟危機,他帶領流民一起做了與三皇五帝相反的事情,不是從高山下來到平地而是從平地返回到自己的故鄉山地上。回到祖先童年居住的地方,在祖先的地方上再次與大自然搏鬥,說的好聽是返回故鄉,說得不好聽就是亡命之徒。
李特的成漢國,也同樣包括現在的李焉一夥人,性質都是一樣的,回到山地上做亡命之徒,山地上很容易就會吞噬一個無辜而弱小的生命。但是他們又是新的開拓者,在山地上註定要生活出來一個巨大的方式,這個方式並不一定就是活佛的方式,活佛只是一種象徵,一種代表,高原上的生活方式,註定是一種返回祖先的童年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