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蘇關係惡化,西方國家對國內的封鎖放寬,在對外經濟關係上,華夏從以前主要面向蘇東國家開始轉為面向西方國家,同時擴大與第三世界國家的經貿交往。

文革開始前,國內已經同125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係,並且同其中38個國家簽訂了政府間的貿易協定。

但在混亂的十年內,尤其是66到72年的時間段,國內對外政策偏向閉關自守。

甚至有些“左”的分子指出開展經貿合作是“崇洋媚外”、“爬行主義”,大加批判。

正因如此,在動盪年月,國內不僅面臨著“吃、穿、用”嚴重不足,還有工業化建設中能源、原材料格外短缺。

各個城市都在嚴厲打擊投機倒把,普通人想要買點東西是千難萬難,所以國營商店的地位才會無限抬高。

但政策保守並不意味著完全封閉,廣交會照常召開,中央下發檔案,在那期間一律暫停“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周總理親自帶著偉人的“五項通知”飛抵廣州,四次接見當地的群眾組織,力勸紅衛兵,確保交流會的召開。

雖說參會的商品稽核難免受到國內風氣的影響,但大抵上有了個對外的視窗,國內的商品能賣出去賺外匯,他們也能採購到不少舶來品。

外貿商品大都走粵省的港口運過來,其中幾個廠家有長期合作的意思,想要確保交易順利,光是掌握翻譯技能是遠遠不夠的。

不僅要填報完整的貨品資訊清單,還要和海關打好招呼,配合貨品的查驗和繳費,更涉及到外匯申報和轉換,繳納稅款等各個方面。

在商店裡唯有前世頻繁和外國合作的何瑞雪有經驗,其他人全是一頭霧水,要幹什麼都不太清楚。

所以大部分的工作都壓在她頭上,忙得她連吃飯的時間都抽不出來,謝鵬見狀親自跑了趟商品部。

指桑罵槐地說羅國慶本事不大,架子不小,平時嚷嚷得厲害,在關鍵時刻起不到一點作用。

回來後他就把何瑞雪在組內的工作都交給其他人處理,讓她能夠空出更多時間來。

何瑞雪抱著檔案走出來,臉上帶著陰霾,默唸好幾句不生氣。

有警告在先,羅國慶倒是不會公然為難她,不過擅長用拖字訣,但凡讓他聯絡上面這人就說自己事情多,實在抽不出空。

而在他的授意下,本就對她冷淡的外貿小組成員更是把她視作空氣。

比如她現在讓人拿出某個廠家的基本情況和商品資訊,那人撥弄著筆,喊了好幾聲才回神。

“不好意思,何同志,你也知道,我的英文比不上您,翻譯比較慢,有些資料收集起來也困難,要不您再等等?”

“我記得三天前你也是這麼說的,我急著要,能不能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

“好,我一定上心,其實你可以把這事放在一邊,去做別的嘛,聽說組長給你派了不少活?”

何瑞雪用壓迫性的目光盯著他,直到對方耐不住移開眼,才敲打著桌面說,“後天,我要見到結果,不然這事搞砸了,書記問責下來,首當其衝要被罰的絕對不會是我這個借調來的。”

“好,我儘量,何同志,要不要喝茶?”

“謝謝,不用了,我還有別的事,先走了。”

何瑞雪徑直離開辦公室,在門口就聽見幾個人奚落嘲諷聲。

“哼,她以為她是誰,還要看到結果,小小的幹事而已,派頭倒是擺得不小,我們組長給採購部面子才讓她過來學習,真把自己當個人物了。”

“是啊,第一天就得罪了羅哥,也不知道她哪來的底氣。”

“動不動就拿書記說事,人家可忙得很,能不能記得這回事都是兩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