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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出鬧劇,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達到高潮,一度甚囂塵上。後來,看客漸少,票房漸差,尤其國門大開以後,花上萬把塊錢,根據馬斯赫特條約,歐盟國家一個禮拜即可走透;在911以前,美國還沒有啟用必須按指印,脫鞋子,方可過關的制度之前,中國人到美利堅合眾國,像北京人從東單到西單那樣方便。於是,大家覺得不過彼此彼此,幹嘛非要把你當上帝,把你的話當聖經呢?於是,諸神退位,破除迷信。至於個別還找不到感覺的先生女士,非等洋人頒給一張文學綠卡,仍像阿Q那樣,睡在土穀祠裡,做白衣白袍的美夢,那也只好由他了。

應該看到,憂患意識,這種絕對為政治或政治化的創作衝動,是中國文學的強項。這種為外國人所不屑的政治,所看不上的的政治化,其實正是中國文學的特別之處。這種對於社會,民族,國家,人民的現實主義關懷,正是中國文人的傳統精神所在,創作生命所在。

我們的作品,是寫給大多數中國人看的。至於外國人喜歡或者不喜歡,接受或者不接受,那是其次又其次的考慮。一箇中國作家,用得著鹹吃蘿蔔淡操心,要在意那個夏志清的喜歡,或者,要留神那個馬悅然的接受嗎?有人自作多情,那是他的自由,但由此數典忘祖,做假洋鬼子,那可就是出洋相了。其實,文學這片疆域,是個任其馳騁的自由空間。即使你一定腦袋朝下,褲襠朝上,拿大頂走著瞧,也是未嘗不可的。儘管一部中國文學史,也斷不了這種兩支腳不落在土地上的拿大頂文學,然而,那永遠也成為不了中國文學的主流,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老百姓不吃你這一套,誰也沒有辦法。

詩人何以《秦中吟》(3)

這就是國情,這就是特色,這就是歷經千年而宗旨不變的中國文學傳統。

不論朝代之變遷,不論帝王之更迭,不論統治者之籠絡收買,或打擊鎮壓,不論被統治者之歡迎愛戴,或冷淡隔膜,中國文人中的大多數,總是要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人的大多數者的命運,捆綁在一起。惟有如此,老百姓買你的賬。文學,從來是雙向的,互通的,有來有往的行為,你不關注老百姓的死活,老百姓幹嗎要捧你的場?

除非那一天,中國人平均收入與西方發達國家看齊,或者超過,而且至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這塊土地上不曾發生戰爭和###,不至於再出現“人食人”的恐怖和殘忍,也許,如同在象牙之塔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中國文人,那時該再也用不著現實主義,可以將其扔進字紙簍裡,那時大概也就比較容易與西方文學接軌,走向世界了。然而,在這之前,這條從哀鴻遍野,創痍滿目,餓殍載道,血流飄杵的中國歷史中駛來的文學航船,讓一個稍有覺醒的中國文人,閉上眼睛,轉過身去,視若不見,置若罔聞,是不大容易做到的。這也是中國文學只有沉重苦難的呻吟,而無太浪漫的色彩,只有含淚忍痛的慘笑,而無很幽默的優雅,這種受煎熬的歷史過程,決定了中國文人和文學的抉擇。

所以,讀到白居易這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詩句,面對人類社會從矇昧原始階段以後,就再也不出現的食人生蕃式的殘忍,眼看一個個活人,被肢解開來,丟進鼎沸的鐵鍋裡,成為另外一些人的食物時,我不能設想,處於如此驚怖狀態下的作家詩人能寫得出來,那氣定神閒的《圍城》,那沖淡雋永的《邊城》,那纏綿悱惻的《金鎖記》?

《秦中吟》詩序雲:“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