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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例的下降。統計分析發現，儲蓄率的變動只能解釋中國近年來消費率明顯下滑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佔比的下降。

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佔比的下降體現在居民收入的各主要部分上，工資性收入作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來源，其比重的下滑尤為值得關注，也是最主要的因素。這一點其實不難理解。中國大概有1億~億的勞動人口處於未就業或未充分就業狀態。這阻礙了工資收入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進而導致了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中佔比的持續下滑。結果，在初次分配階段，居民部門在全國可支配收入中的佔比，從1996年至2005年，共下降了個百分點，而企業和政府部門則分別上升了個和個百分點。

此外，投資性收入的比重和政府轉移支付的比重均有所下滑。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投資性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明顯偏小，縱向比較看，家庭投資性收入佔國民收入比重近10年來也有顯著下滑，這其中利息收入下降是重要誘因。與此同時，中國居民從資本市場上分享公司盈利的渠道也並不通暢。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十分微弱，與國外政府在公共部門龐大的支出相比，中國財政支出中醫療教育支出比重過小，並且多年來沒有明顯改善。在再分配階段，居民部門佔比下降了2個百分點，而政府部門則上升了個百分點。

危機以來，政策面一直將擴內需、調結構與保增長並行列為政策目標，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也收到了初步成效。歸納看來，短期政策包括更好地改革市場流通渠道，方便供求匹配，並對家電和汽車消費進行補貼；中長期政策包括推進醫療改革、完善農村養老保險，以期透過構建更好的社會網路來限制預防性儲蓄。

鑑於中國經濟失衡的嚴重性以及危機背景下作出調整的必要性，這些措施還顯不足。本文分析表明，要提升消費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最有效的途徑是收入結構的調整，增加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包括馬克思在內的多派經濟學理論均認為，消費的不足源於社會收入分配的失衡。顯然，如果沒有剩餘勞動力進入正規部門就業，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的比重就很難有實質性增加。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看上去和20世紀80年代的一個不同在於，鄉鎮企業或中小企業現在所起到的作用已經下降了。政策面應該放開中小企業尤其是服務業的進入門檻，並改革戶籍制度，讓更多的勞動者能夠就業並轉移到城市。

加快金融改革是提升消費在經濟增長中重要性的關鍵一環。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過於依賴大型工業企業，且多為國有或國有控股工業企業。這些大型國有企業在國有控股銀行享有優惠的融資條件，在市場中居於強勢壟斷地位。金融深化不僅能夠讓更多的企業獲得發展資金，還能夠減少消費者的資金約束。

結構調整的金融深化抓手

全球都在避免因過早退出而再犯錯誤。眾多研究確認，過早退出導致了大蕭條時期美國經濟出現多次探底，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當局也存在類似失誤。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不斷告誡說，主要經濟體提早撤除可能激化全球經濟中的弱點，扼殺剛剛展開的復甦。

關於繼續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爭議其實並不多。從維護財政平衡的角度主張退出財政刺激方案，並不具有很強的說服力。聯合國的模型顯示，這可能令全球經濟再一次陷入衰退，致使公共債務進一步增加。中國的財政狀況相對穩健，4萬億投資專案將全面展開，財政擴張步伐並未停止。

在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方面，各主要中央銀行也還找不到明確的緊縮理由。因為實體經濟仍處於潛在產出水平之下，而貨幣政策最為關心的通脹，尚不構成重大威脅。相對溫和的物價環境支援貨幣政策退出極度寬鬆的狀態，但適度寬鬆仍然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