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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通脹形勢還不嚴峻，政策著力點顯然應該更多地放在結構調整上。在筆者看來，金融深化應該成為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之一，而這一點卻仍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和充分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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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熱”的“冷”思考

招考公務員的口子一經放開，隨之而來的是一浪高過一浪的公務員報考熱，很快便被冠為“天下第一考”。2009年全國共萬人報考，比2008年激增13萬，考試的錄取率僅為。2008年考生總數64萬，亦是創下歷史新高，比前一年增加12％，錄取比例約達46∶1，而2007年的錄取比例約為42∶1，如此蓬勃之勢令人咋舌。

我自己的經歷是：　從大學畢業開始就趕上公務員大規模招考，同學們趨之若鶩；碩士讀完，報考國家公務員成了許多同窗的首選；而在博士群體中，公務員依然是炙手可熱的就業門路。對於現在的高校學生來說，報考公務員已經成了一種無法抗拒的“潮流”，而來自家長和親朋的熱情同樣高漲。

認真思考這個熱點，我們的第一反應可能是公務員的收入（包括各種顯性和隱性收入及福利）過高使然，而這可能會分化收入分配的差距。對於經濟分析而言，如果就此打住，似乎還意猶未盡。因為，其實我們更應該關心的是公務員熱的“經濟效應”：　更多優秀的人才成為公職人員，對經濟增長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一種樂觀的視角是，大學生熱衷於公職能有效地提升公務員的素質，提高政府服務於經濟的效率，並最終促進經濟增長。在俄羅斯開始轉型之際，政府聘請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施萊佛等人作為專家顧問並設計了相關的改革政策。根據他們的觀察，轉型以來中國和俄羅斯之所以在經濟增長績效上表現出如此巨大的反差，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中國政府的人力資源更新得很快，政府對經濟增長表現出了罕見的興趣，而轉型之後的俄羅斯政府官員與轉型之前實際上並無二致。

顯然，如果這是問題的全部，我們會感到滿意。不過，我還是傾向於強調公務員熱的負面蘊涵。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當人們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職業時，他們將會選擇那些能夠給自己的能力提供最高報酬的職業。這幾乎是不言自明的，並且也適用於中國的現狀。

就能力而言，有些人天生具有一些稟賦上的專長，比如“貓王”的歌喉、湯姆·漢克斯的演技或者是劉翔的速度等。這類人才的特點是他們的職業生涯幾乎是給註定的，很難變換。最近有報道說，離開聚光燈之後，曾經的世界摔跤冠軍現在只能在洗澡堂裡幫別人搓背，其轉業成本之高可見一斑。然而，大多數人才並不是擁有某種突出的專長，而是有較高的智力、堅強的毅力、並善於學習和控制自己。這些品質對於絕大多數工作來說都是重要的，並能夠幫助他們出類拔萃。因而，這類人可以選擇的職業更加寬廣。更重要的是，對一個社會的發展來說，這類人才最終選擇何種職業具有重要意義。

英國人李約瑟為中國科技史理論作出了令人稱道的貢獻。他問了一個著名的問題：　中國的科技水平在古代一直獨步世界，為什麼後來技術革命沒有發生在中國呢？這個問題被稱為“李約瑟之謎”。這個有趣而重大的問題激發了很多的研究者的努力。北京大學的林毅夫教授（現為世界銀行的高階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傾向於從中國的科舉制度給出答案。在中國綿延數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尤其是在宋以後，社會的智力精英都集中鑽研孔孟之道和“八股文”了。可問題是，這些“知識”對科技進步幾乎沒有任何邊際貢獻。相反，商旅賈人則被貶為鑽營小人，創新發明則成了“行而下”的雕蟲小技，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