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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產業和企業來說就可能是致命的。
然而,鑑於中國的國情,勞動力成本不大可能轉變為中國企業競爭力的一個短板。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不斷增加,但相比而言,仍然是相對低廉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們都要為如何充分利用龐大的勞動力而不是因為勞動力短缺而焦頭爛額。現在一聽說用工荒,好像我們的勞動力資源會立刻緊缺,實際上農村還有超過2億的勞動力等著市民化。這需要一個壯觀的城市化程序來完成。
更要緊的是,低勞動力成本只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條件,甚至是一個並不那麼重要的條件。改革開放前,中國的人口就是世界第一,為什麼不增長呢?現在非洲的勞動力仍遠比中國便宜,為什麼長期停滯呢?與勞動力低廉相比,中國的經濟增長在更大程度上得益於改革開放所構建的有效的激勵機制,以及巨大的市場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再有,我們時常抱怨中國賣出8億件襯衫才能進口一架空客飛機,如果勞動力無限供給不改變,我們就只能陷入低附加值的“比較優勢陷阱”而無法自拔。
人口轉變與增長方式成功轉型的關鍵點在於技術進步能否同步實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力資本的提升。中國的勞動力是貴了,但變貴了的勞動力要能被世界市場認可就必須具有相應的勞動生產力。勞動生產力提高之後,中國企業就能夠將增加的成本負擔轉移給國內外消費者。
勞動力的減少並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坐等人口轉變催生技術進步可能過於樂觀了。加快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是提升勞動生產力的必然一步,人力資本形成需要一個週期,這正是現在我們需要做的。中國的人力資本投資在城市取得了可喜的進步,但廣大農村地區的情況仍不容樂觀,很多青少年所接受的教育僅限於中學階段。基礎教育的普及為中國製造業的崛起提供了強大支援,但可能無法支撐中國製造業進一步轉型。
此外,人口轉變也不會自然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改進。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是結構調整的要義所在。前蘇聯曾經有過輝煌的產出增長記錄,但主要是靠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增加實現的。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隨著體制改革而出現過若干次跳躍式的提升,但既有的改革動能已經釋放殆盡。金融等部門深化改革開放,應該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由之路。這需要一系列積極的舉措。
結構性調整主要依賴於市場,這包括人口轉變帶來的要素價格的變化,但更多的是管制上的放鬆。金融危機再度表明,自由放任的市場模式是有缺陷的,但中國的問題是距離自由市場體制太遠,而不是太近。市場經濟仍然是最有效率的配置資源的方式,中國尚未充分挖掘其效率。在過去,政府將大量資源直接投入到基礎設施建設之中,而現在社會保障、收入差距等制度性基礎設施更值得政府去做。這是結構性調整動力的主要源泉。由此,消費和服務業才能更快增長。這些是我們自己要辦好的事情。
有報道說,一個外國駐華官員僱了兩個家庭司機、兩個家政人員,而這位官員在自己國家卻一個人都僱不起,甚至連裝修房子也是自己動手。劉易斯拐點提示我們,中國正在經歷類似轉變。我們應該用開放積極的心態,迎接這一轉變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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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失去出口,經濟將會怎樣?(1)
中國失去出口,經濟將會怎樣呢?這不僅僅是一個智力遊戲。次貸危機雖未直接對我國的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但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已導致我國出口增速下降並引發對經濟走勢的擔憂。金融危機中,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高達40%的出口部門曾以超過20%的速度萎縮。自危機爆發以來,很多學者斷言,在來自發達國家的需求增加之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出口型經濟體將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