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部分(第4/5頁)

煌）。

法護八歲出家，拜外國高僧竺高座為師，因為從老師的姓，因此又姓竺。

法護自幼聰明好學，博文強記。每天誦經達萬言之多，並且過目可解。又是因法護天xìng純美，cāo行jīng守清苦，立志勤學，堅持到萬里之外去尋找名師。因此，他能博覽儒家六經。鑽研佛教經、律、論三藏典籍，遊刃有餘，獨獲心得，儘管當時社會上的僧俗，對他的看法，褒貶不一，譭譽參半，但護法未嘗把這些放在心上，仍專心至志，參佛自修。

西晉武帝時，洛陽的寺廟影象，建築繪畫的程度，為全國第一。法護認為這是佛教的表面文章，而真正的佛教內蘊，深奧的經典《方等》，都還在西域嶺以外。法護於是感慨之餘，立下宏願，願以畢生jīng力投入弘揚**之中。便隨師傅萬里跋涉到了西域，決心在佛教嫡傳的國度裡，尋法覓經。

法護在西域各國，周遊多年，通曉了三十六種語言文字，蒐集到各種殷本的佛典，比較對刊，分析條貫，字詞音義，全部釋解。之後，將所有梵經，載回中國。從敦煌到長安的里程中，沿路翻譯，從不停手。到長安後，繼續翻譯，其中有《賢劫》、《正法華》、《光贊》等一百六十五部，統統譯出，成為法護終身的弘佛揚法事業。

法護的譯經活動，主要在長安，其次在洛陽和敦煌，酒泉。他孜孜不倦，勞不告苦，經法能在中華流傳，全賴法護了。兩晉譯經之最，首看法護。

晉武帝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四月八rì，竺法護到洛陽白馬寺譯出了《寶結經》二卷。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四月九rì，竺法護在白馬寺譯出了《勇伏定經》二卷，聶承遠筆錄。

四月十三rì，竺法護在白馬寺譯出《度世品經》六卷。

七月七rì至八月十三rì，竺法護又譯出了《大哀經》七卷，聶承遠、聶道真筆錄，後法護親自覆校。

十二月二十五rì，竺法護又譯出了《如來興顯經》四卷。

短短的三年時間，竺法護在洛陽白馬寺譯經之多，速度之快，效率之高，都十分驚人的，這些經典的譯出與傳播，擴大了佛教經典的內容，糾正了過去翻譯的不足，成為可讀的佛教範本，影響巨大。

竺法護於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十rì在長安主譯出《正法華經》十卷。立刻傳到全國。永熙元年（公元290年）八月，沙門康那律於洛陽寫此經完畢，與居士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到白馬寺當面與竺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九月十四rì，於洛陽東牛寺中召開施主大會，講誦此經，整整一天一夜，興高采烈，無不感到歡欣。

洛陽僧眾和居士，之所以對竺法護譯講的《正法華經》感到這麼大的興趣，是因為他有三個特點：首先，把大乘佛教的理論形象化，其次是人人可以成佛，第三，塑造出觀世音菩薩的形象。正因為竺法護譯經最多，拓展了佛教向社會底層的普及，所以，被當時的信徒譽為“敦煌菩薩”。中國佛教徒能稱得上菩薩的就只有竺法護一人。

二　譯大乘五部　選助手高足

竺法護，所譯的佛教經典　，以種類齊全，影響廣泛、深遠而著稱於世。大乘佛典有般若，寶積、大積、華嚴和涅盤五大部，竺法護對這五大部都有翻譯，般若部有《光贊般若經》，寶積部有《善門經》、《密跡經》、《離垢施女經》，大集部有《寶女經》，《寶結經》《大哀經》，華嚴部有《漸備一切經》、《度世品經》、《如來興顯經》，涅盤部有《方等泥洹經》等。這些經典的譯出，對兩晉佛教的推動和發展起到了關鍵xìng的作用。著名佛學家慧觀、僧睿、支愍度、支道林、道安等，都曾化費畢生jīng力來註疏、講論。道安得到法護譯的《光贊般若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