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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要不，捐個候補道臺，弄個不大不小的官來做做，這些，他都不屑於幹，而是一心求名。

名，有兩種求法，一種是靠自己點滴積累，很慢，也很辛苦，一種說來就是所謂捷徑了，莫過於買名，只要捨得扔鈔票，多大的名都可以到手。時下一些老闆，找作家給他寫傳記，一些明星，求槍手給她寫身世，一些官員，要記者給他寫專訪，一些健兒，讓左右給他寫生平，都寧耐不住地走這條捷徑，實在是求名之慾火在胸中折騰的結果。不過，莊廷鑨富而求名，只求文名，雖說附庸風雅，但也雅得大氣。頗花費了一些銀兩，成立了以他為首的《明史》編纂委員會，甚至邀請了像查繼佐那樣的歷史學家，幫他主持筆政。

不知是老天成全他呢？還是把他往火坑裡推，事情就是這樣的湊巧，正好這部從明朝大學士朱國楨子孫手裡買來的《明史》手稿，崇禎一朝史實，付之闕如。因為原作者為明人，寫此書時，明尚未亡，他無法預知朱由檢最後會在景山歪脖樹上吊死，故而他子孫拿出來賣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於是，續作補璧的重任，落在查繼佐的頭上。根據他著作的《罪惟錄》一書，這位有成就的晚明史專家，應該是當仁不讓的。現在很難了解富翁莊廷鑨除了求名以外，是否也有與清廷抗禮的叛逆意識？但查繼佐確卻是反清復明的堅定分子。於是，在他筆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昭代語”。

我一直在想，莊廷鑨並非目不識丁，會看不出續稿中的犯禁違礙之處？也許，他早先下定決心編纂《明史》，是有意要與官方的史館，唱唱反調，迴歸歷史的真貌吧？如果是這樣，那他可比當代花錢買名的名流，可敬可佩多了。

接著，他又鑄下另一大錯，把自己的大名印上去，還嫌不過癮，買名以後，還要借名，在這部已是他領銜主編的《明史》上，“卷端羅列諸名士，蓋欲藉以自重。故老相傳，二百餘人中，多半不與編纂之役。”所以，《郎潛見聞》的作者陳康祺嘆曰：“甚矣，盛名之為累也。”

接著，可怕的小人登場了。時有“歸安知縣吳之榮”，一個壞透了的小人，因為貪汙黷職被革“罷官，謀以告訐為功，籍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廷鑨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刻本上之法司，事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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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刻明史案（3）

這位告訐私刻《明史》案的主角，則是屬於喪心病狂的敗類了。

如果他拿到這部史書，明知不妥，也不想害人，懶得告密，看看，放在書櫥裡，也就拉倒。我想，皇帝不會跑到琉璃廠書肆去翻找違禁書籍，找不到口實，自然沒法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世事之惡，人心之壞，就在他存心挑起事端，好從中大撈一把。吳之榮是知識分子中的最歹毒的一類。不惜以他人的頭顱和鮮血，來染紅自己頂子，也是古往今來，屢見不鮮的升官發財之道，這個被罷了官的壞蛋，正愁找不到一個立功的機會，如今等於從天上掉下來的餡兒餅，他有什麼理由不出賣同類呢？

他第一次跳出來告，被莊廷鑨家擺平了，因為出版家有錢，買通關節，將書中違礙處改了改，也就矇混過關了。哪知道，他是那種咬住一口，死也不肯撒嘴的毒蛇。第二次又跳出來告，更卑劣無比地將未修改的原版書送上去，這一回，告成了。他之所以一告再告，吃準了皇帝對於文人壓根兒的不放心，他抓住這部私刻《明史》中，對滿清入關的不敬文字，無限上綱，告一個人還在，心不死，留戀殘明，妄想復辟那失去的王朝，這罪名還不夠大？

凡是幹這種賣人勾當的敗類，下手時是一點也不抖的。

老實講，當時的清政府，君臨天下，統治著偌大的還未完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