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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就花費了百萬兩白銀。即便兵馬還有富餘。但是沒有餉銀，仗已經很難打下去了。”

“不是還有內帑嘛，到了現在這個時候，皇上難道還會心疼銀子。有了內帑接濟，加上朝廷騰挪一下，還是能抽出不少銀子的。”

楊鶴緊了緊身上的皮袍，落寞的說道：“我雖然不在朝中，但是也知道皇家也是善財難捨。更可況萬曆年間連番用兵，只怕先皇留下的內帑未必有多少。”

“況且天子即位後。對待官紳太寬，對待百姓太嚴。又沒有上幾代天子斂財制衡的手段，只怕情況更加糟糕。”

楊鶴這番話是非常隱晦的，話音中對於崇禎天子的治國之道的手段也有些意見。

實際上也是如此。崇禎登基後，基本上看不清局勢，分不清大局。他聽信了東林黨的忽悠。取下了礦稅監，還將江南的茶稅交給文官收取。

這樣一來。從崇禎元年開始，朝廷的收入大幅度減少。再加上為了修建天啟皇帝的皇陵。整個崇禎元年，朝廷一直拿不出餉銀。

而因為缺乏餉銀，九邊的官軍連續發動兵變，無數的邊軍士卒逃亡成為盜匪，這就更加重了陝北流民起義危險。

到了崇禎二年，朝廷缺銀子的局面更加嚴重，崇禎皇帝沒有辦法，只能加收剿餉二百萬兩，講負擔壓在貧苦的百姓身上。

明代的稅制，從明太祖開始就問題重重，因為明太祖的關愛。官員士紳的土地是不收銀子的，幾百年下來的土地兼併，自耕農的土地越來越少，從宣德年間開始，明朝的田賦就逐年減少。

到了天災**之年，百姓為了躲避官府的盤剝，少交一些賦稅。紛紛將土地投獻到士紳名下，將自己賣身給士紳為奴，這樣一來，更減少了交稅人員的數目。

而指望官僚階層的節操，自發的將應該繳納的賦稅交上來，這更是天方夜譚的事情。

舉個恰當的例子，崇禎二年整個浙江省的茶稅，官員們僅僅上交了十二兩白銀。這是十二兩白銀，就是偌大的浙江省一年的茶稅。而在天啟七年，這個數目還是十七萬兩白銀，這還不算當地收稅的太監的嚴重貪汙。

在明末時期，明朝的官僚幾乎毫無節操。他們眼中除了白花花的銀子，根本沒有絲毫忠義。為了少交賦稅，他們什麼缺德的事情也能幹出來。

在崇禎元年中，他們忽悠剛剛繼位的崇禎天子，炒作蘇松重賦的概念，上書讓朝廷將賦稅平均到各省。而生長在婦人之手，沒有接受過任何培訓的崇禎皇帝，居然同意了這個意見。

眾所周知，江南一畝田地種植茶桑可以賺取十幾兩白銀。而陝北之地，每畝天地只能平均打三四鬥粗糧，賺取的銀子還不到三分銀錢。

而大明朝的崇禎皇帝，居然讓每畝地收入三分銀子的陝北交納二兩銀子的田稅。這樣殘暴的政策，自然逼得陝北百姓只能造反，正是因為這種政治背景，劉宣才能聚攏饑民，起兵造反。

這種狀況，楊鶴心中自然清楚。他本人就是官僚階層的一員，他出身於常德，並不是東林黨人，反而與當年的楚黨關係密切。但是對於朝廷這種艱難的局面，楊鶴也沒有任何辦法。

在朝廷的體制內，任何改革都會觸動當權者的利益，哪怕是大權在握的張居正，也不敢觸動官紳階層的根本。

楊鶴想到這裡，越發的悲觀失望，他憂慮的說道：“現在最危險的就是糧道，朝廷千里迢迢翻越太行山為大軍運糧。每一粒糧食都是非常寶貴的，現在小白袍佔據平遙，嚴重的威脅著官軍的糧道。如果不能儘快解決這個隱患，我們也要儘快退兵了。”

王洛雖然算是楊鶴的親信，經常為他出謀劃策，但是大軍的糧草，卻並不由他經手。他遲疑了一下問道：“情況已經如此糟糕了嗎？”

“只怕更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