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各族共和,並使的人民富裕,則永遠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宋彪當即罵道:“扯淡,你當總統就幹這種事嗎?將國家的疆域安全都寄託在你的一廂情願之上嗎?政治家和軍人一樣,永遠都要將最壞的情況考慮進去。選擇最為穩妥的路。如果真像你說的這樣,愛爾蘭為什麼要求獨立?挪威為什麼要求從丹麥聯政中獨立,芬蘭為什麼也要獨立?政治家第一大忌諱就是幼稚和想當然,中國的歷史很漫長,一個政客的幼稚導致國家分裂和衰落,以至於成為民族罪人的例子屢見不鮮。美國是美國,中國是中國。情況截然不同。我以為中國現在優先要學德國,一切看德國如何做,我們就如何做。這是最保險也最簡單的策略。如果德國倒在前面,我們還可以另外換一個學習參照的目標,如果德國繼續繁榮。我們也必當繁榮。”

他說的話很難聽,但他一貫就是如此直接的人,即便他還是很佩服孫逸仙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和長期以來的堅持,但是,人非聖賢,誰都有錯,如此大的錯誤就肯定要罵。

孫逸仙很尷尬,也不滿,而且覺得宋彪這番話是狡辯,只是他又無法反駁。

宋彪則轉而補充道:“孫先生。我一貫是個有話直說的人,所以請原諒我的無禮和輕狂。在這裡,我有必要說一些不那麼客氣的話,如果我說的不對,希望你也別介意。在我看來。你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現在如此,未來也將會如此,但你並不是一個熟練的政客,你說的很多道理是對的,正如我們在國外考察學習的結論一樣。都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可你還缺乏治理一個國家的經驗,特別是中國如此複雜的國家,中國總理比美國總統要難當幾十倍。一個不作為的美國總統只能算是平庸的總統,而一個不作為的中國總理簡直就是民族的罪人,因為中國人所面臨的困難和危險是非常巨大的。我們是一個擁有四億三千萬人口的國家,而我們的耕地總面積還不如美國,美國則只有七千萬人口。人口總是會不斷的繼續增長下去,五十年後,當我們有十億人口時,我們至少有3億人口是無法養活的。愛爾蘭有一千萬人口,大饑荒發生之後有三百萬人逃往美國,五十年後,當我們遭遇大饑荒,三億人口要逃往國外,請問國外哪個國家能容納這麼多人,他們又是否願意接納?如果你是那時的中國總理,或者如你所願的中國總統,你怎麼辦?讓三億人坐在國內活活餓死嗎?我剛從四川回來,心情異常沉重,四川有四千八百萬人口,相當於5/8的美國人口,8300萬畝的耕地卻僅相當於美國耕地總面積的5%,這麼少的耕地,這麼多的人口,人均耕地僅為1。72畝,我不知道你要是做了總統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何面對這樣的困難,以及如何考慮‘五十年後之四川’這樣的問題,我只知道身為你們同盟會不承認的皇帝,我在四川的一週,幾乎每天都是在一種夜不能寐的狀況中,心驚膽戰,如履薄冰。”

說到此處,宋彪並不打算放過這位理想家,繼續評說道:“廣東的情況應該也不比四川好到哪裡去,山西的情況只會更糟糕,河南、福建、陝西、山東、河北都是一樣的問題。人命關天,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僅僅是要搞民主、搞自由,身為政府,能否將人口都養活,能否讓中國人生活的有尊嚴都是一個棘手的事情。所以我說你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政客,你根本不理解中國之困難,即便你說你瞭解,你也不能理解這些問題背後所隱藏著的各種危機。同樣的,我也不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人,而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能解決這些問題的人,委任他們組建內閣政府去治理國家,而我要做的則是幫政府處理掉各地的分裂,避免國內的軍事危機,統一各地的軍事力量,團結一致對外。我之所以要當皇帝,正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中,想當皇帝的人太多,即便不當皇帝,他也想當土皇帝,但只要我當了皇帝,在我生前,沒有另外一箇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