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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紅星》裡飾演胡漢三的演員就是醜陋和邪惡的化身，只能被無產階級和貧下中農刀劈斧砍，處以極刑，方可解心頭之恨。可想，生活中這些演員一定非常低調，要表現出額外的善良。否則，一旦發了脾氣原形畢露，讓人聯想起戲內的醜陋，保不齊又會被什麼小戰士抓去遊鬥，最後一槍結果其性命。今天，似乎只有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才能如此荒唐。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看王志文和周迅主演的“殺人遊戲”（2）

扯遠了。殺人如麻的特務隊長演員王志文今天並沒有這個後顧之憂，片中演偽軍頭目的英達也沒有，所以他們在銀幕上把邪惡表演得酣暢淋漓。此外，今天，人們對人性有了更加立體和全面的瞭解，對舞臺上人性惡的藝術的宣洩也就釋然和寬容了。這方面，今天的電影市場供求雙方的價值觀和心態都有了歷史的進步，都輕鬆了，是可喜的迴歸。片中的特務隊長給捕獲的抗日誌士上大刑時真是無所不用其極：電刑、唆使藏獒撲咬女囚的*、閹割男士的下身，不忍卒看。他的猙獰、狡詐、處心積慮、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殘忍，讓人似看到了地獄裡的惡魔。藝術只有不被政治化和說教所利用，當創作自由得到切實保證時，藝術作品才能具有大眾感染力。

以前，除了黑白片《烈火中永生》，也就是《江姐》片中描述的解放前夕我川東地下黨遭到軍統特務的嚴重破壞，敵人嚴刑拷打，叛徒出賣，許雲峰、江姐、成崗大義凜然之外，很少看到像《風聲》這部戲一般花如此多的筆墨細節描寫酷刑的濫用，於是對演員，特別是被施以酷刑的英雄如何痛苦地接受折磨的肢體表現就有了考驗和評判。對地下黨正面人物周迅飾演的老鬼和張涵予飾演的她的同事和上級老槍，我們就有可能進行純戲劇上的對比。我們這一代總是拿斯大林說過的一句話來衡量何謂堅強。他說，共產黨人是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因此，前蘇聯時期小說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另一部力作《牛虻》裡的主人公鋼鐵般意志也就無形中成了我們這一代人的精神楷模，夢幻著有一天，自己被敵人逮捕，大義凜然，打死也不說，什麼老虎凳、灌辣椒水、鞭刑、凌遲處死，身首異處，刑場上高唱國際歌，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我就做過很多的噩夢，試圖夢裡成就自己的偉大和不怕死，在敵人面前寧可前進一步死，絕不後退半步生，儘管內心無比恐懼。這種英雄情結在“*”時期很普遍。後來長大了，中國開放了，我知道，人性的某些情結是一樣的，比如好萊塢大片裡的雙槍牛仔，疾惡如仇，子彈怎麼都打不死，跟我夢裡想象得一樣，自己也是在槍林彈雨中毫髮無損。電影杜撰的這種英雄氣概（fictional　image　of　hero　）至今不時喚起我內心的躁動。

直到十幾年前，我親自前往重慶的白公館渣滓洞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舊址，去看了敵人的刑具和烈士的遺書之類的愛國主義教育實物展，才暗中慚愧，自嘆弗如：很難想象如果真的面對青面獠牙的劊子手和刑訊室裡的打手，自己會怎樣。無數同齡人曾經探討過類似的假設：如果我在執行任務時被敵人抓到，我該怎麼辦？幾乎所有人都面無人色地說，最好的結局是自己了斷自己，開槍、服毒、撞牆、懸樑自盡，或跳樓自殺。日本武士道則是自己開膛剖腹，而且面帶微笑，英勇就義，各為其主。但是，後來我們知道，今天從事特工職業的隱蔽戰線的各國諜報人員恐怕從自己選擇了這個特殊行業之日起，就做好了殉道的準備。上面講的當然都是選擇，而最文明的做法其實是牙齒裡或領頭備上一副氰化鉀劇毒的膠囊。沒有痛苦，瞬間結束。

今天的中國言論自由其實不像西方擔心得那麼離譜。私下裡，許多中國人調侃，酷刑不可怕，就是擔心美女計。只是《風聲》裡沒有表現。不然，夢中幻想自己被捕的年輕人會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