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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在上，以不耕而食為君子、以學稼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生活起居，都要乘輿代步、從者眾多的大排場，這樣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來，是應該臉紅的。孟子不但不臉紅，竟還罵墨子是禽獸，這又算什麼呢？比起儒家的聖人來，墨子們卻沒得到應得的嘉名，這當然不公道，不過，有一點公道的是被罵禽獸，罵他的還是聖人級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電視call—in中被罵禽獸，罵他的卻是小人級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優勢一點的是，我因為太坦白了、太尖銳了、太兇悍了，我可以報復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卻做不到。所以，同為‘聖人行’的，李敖活得雖難度最高，卻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訴陳彥增說：‘大概只有像你這樣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對我這種‘關門自大’的態度，不以為異，也毫不見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習慣我這種大模大樣了。其實我的自大，從不表現在臉上，只是表現在身上，我從無‘滿臉驕氣’，卻總有‘一身傲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嗎？我認為，自大如果變為一種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貴的。李鴻章、戴高樂（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們在受別人氣的國勢裡，居然能以氣勢凌人、以自大獲得別人的懾服與尊敬，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鴻章、戴高樂他們這種大模大樣的外鑠，都因為在內心中，他們真的都有捨我其誰的氣魄，所以“誠於中，形於外”，就有那種架式出來，並不是演戲，而是真的捨我其誰的。30年前，《紐約時報》的兩名記者包德甫和沙蕩夾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邊照相我一邊說：‘糟糕，我被美帝包圍了。’—他們知道我這個中國人自大，而願一左一右側立拍照，可是，我仍舊嘴不饒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鴻章和戴高樂也。

“在我表現狂氣的時候，看起來有大頭症、有自大狂，其實我內心深處，可自我謙虛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來澆自己多麼有名的涼水；也用兩個故事，挖苦我沒有那麼有名或有名有過了頭……看到了吧，這就是我獨自一人時玩世的喜感。不過上面屬於長篇的，還有短篇的。1991年10月19日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見我雅人深致、怡然自得的奇趣。

“在文星時，陶運猷寫了一幅中堂送我，中有一句說我‘敢違世俗表天真’，他這句詩寫得很傳神，我的為人，的確如此，‘表天真’並不是裝小孩、顯幼稚，而是真正基於真知和真誠的率性表述，這種表述容或誇大，但非扯謊，也非虛偽，反倒非常‘性格巨星’。正因為我自己雅好此道，所以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東方朔、像李贄、像金聖嘆、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爾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蕭伯納、像巴頓將軍（），我喜歡他們的鋒利和那股表現鋒利的激情。在黨外時代，我幫黃石城出資的《深耕》寫一篇東西，他們給我4000塊稿費，我馬上叫來人找到黃石城說：‘笑話，只給4000，拿3萬來。’黃石城果然給了我3萬，可是我把這錢轉給林正杰當競選經費了。這就是我‘敢違世俗表天真’的動作，態度嘛，不夠好，且有‘流氣’，但極有效，因為別人怕我，所以大家反倒少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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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特立獨行”的作家天性（2）

“我從1949年5月12日登陸臺灣，一天也沒離開，轉眼已滿50年。一個外省人，50年在孤島上，一天也沒離開過，還不算稀奇。稀奇的是，這個外省人，‘殘山剩水我獨行’，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統治下，挺身與國民黨當權派鬥爭，一往直前、二入牢獄、三頭六臂、四面樹敵；又挺身與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