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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與他們或者他們同樂，這樣，只好搞小圈子文學，孤芳自賞。

所以，當下的中國文壇，鞭炮齊鳴的轟轟烈烈，鑼鼓喧天的熱熱鬧鬧，說了歸齊，也只是關起門來，在一個其實有限的範圍裡自得其樂而已。據最新統計，中國人口已經超過十三億還多，我敢說，如果這個圈子的動靜，能達到多出來的那個零頭數，那也就不得了，也就是奇蹟了。

而那個大頭，整數，十三億人在等待著的，應該是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所寫：“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裡，凡鄉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似的被廣泛認同的文學；應該是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中所寫：“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似的被公眾接受的文學。說白了，就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那種與老百姓心氣相通，能產生衝擊波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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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何以《秦中吟》（2）

你所寫的東西，與大多數中國人風馬牛不相及，憑什麼要他們向你叫好？

因此，文必載道，這是中國文學的特色。而且要載老百姓的“道”，則尤其是中國文學的安身立命之處。如果一個作家，一個詩人，為了分一杯羹，沾一點光，歌功頌德，萬壽無疆，順風搭船，為虎作倀，載的是統治者的“道”，也就不必期待老百姓為你鼓掌；反之，你載了老百姓的“道”，　也就別指望統治者和國家機器中的臣僚，以及主管意識形態的官員，對你笑臉相迎。因此，白居易的這組直陳時弊的《秦中吟》，使當道的“貴人皆怪怒”，使非當道的“閒人亦非訾”，也是事所必然。

現在來看看詩人，怎麼面臨“荊棘生滿地”的政治壓力，舉步維艱的？仍以這組詩中的一首《輕肥》為例。

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

借問：“何為者”？人稱：“是內臣。”

朱紱皆大夫，紫綬或將軍。

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

樽罍溢九醞，水陸羅八珍。

果擘洞庭桔，膾切天池鱗。

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

——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從《詩經》、《楚辭》始起，中國的詩人們，就有心繫元元，命牽國運的憂患意識。由於目光所及，悉為絕大多數胼手胝足，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老百姓，無法浪漫起來，性靈起來，輕鬆起來，飄逸起來的，加之五千年來的中華民族，憂患常###，安樂無一二，註定了中國文學只有這條一以貫之的現實主義道路好走，也是中國文人強烈使命感的由來。

別的路也不是沒有，但那些與現實生活無關痛癢的文學作品，要想得十三億雙眼睛認可，大概也難。這樣，中國文人中的稍有良知的絕大多數，遵循這個歷史悠久的主流傳統走下去，也是勢之所趨。可謂命中註定，非此不可。

所以，外國人對中國文學的評價，常常是兩個字：政治，或三個字，政治化，很讓我的那些同行們禁受不住，為之氣短，沮喪，失落，一腦門的挫折感。因此，在一些場合，人家一說到這兩個字或三個字的時候，顯得很理不直，很氣不壯，很有一種矮人半頭的羞愧感。

那時，有一個美國人，叫夏志清的，忽然抬出來沈從文，抬起來張愛玲；有一個北歐人，叫馬悅然的，忽然抬出來某些作家，忽然抬起來某些作品。這本是一家之言，無足輕重。他又不是上帝，即使果真是西方極樂世界的太上老君，也擋不住我不信邪。但不知為什麼，也許中國人在有皇帝的年頭裡，磕久了頭，竟磕出一種精神上的萎縮症，老外放出話來，弄得那些明公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