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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已成”，倒也沒有退卻，繼續不停地上章奏，繼續不停地寫他的諷諭詩。據《新唐書》載：白居易“後對殿中，論執疆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舊唐書》也有類似記載：“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

這就是白先生的性格悲劇了，雖然，我們不能以今天的眼光，評價古人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感情，那份“以廣宸聰”的良苦用心，那種熱臉貼冷屁股的自作多情，真是很不敢恭維的。但中國文人有史以來，從屈原對楚懷王之“傻”戀，從司馬遷對漢武帝之“傻”忠，以及白居易“忝備諫官位”的“傻”積極，如此發賤的病態心理，歷史悠久，根深蒂固，想想，也是頗感沮喪的。

儘管憲宗李純對文人，倒也不那麼迫害，但白居易在《和夢遊春詩一百韻》中所寫的“危言詆閽寺，直氣忤鈞軸”的那些宦官們，內臣們，執政們，官宰們，卻一直在尋釁，在抓他的小辮子。抓住憲宗皇帝對詩人偏執的嫌惡，利用一個不過是程式上的極其低階的錯誤，進行秋後算賬。嗚呼！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賊咬一口，入骨三分，白居易終於難逃一劫。小人之不可得罪，就是他們這種睚眥必報，絕不輕饒的狠毒之心，你躲得過初一，未必躲得過十五。

起因很簡單，只是一件突發事故，元和十年（815）七月，長安大街，光天化日，有盜殺人，這本也平常，但被殺者為宰相武元衡，便非同小可。首都治安狀況如此糟糕，當局還要掩飾真相。因此，激於義憤的“白居易首上書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然而，捅了馬蜂窩的結果，反而引火燒身，“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而朝中執政者，也抓住他“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的越級擅權行為，“奏貶江表刺史，追詔授江州司馬。”將他攆出朝廷，逐出長安。（據《舊唐書》）

他的《琵琶行》最後兩句：“就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溼”，　恐怕也是為他所付出的沉重代價，一個悲悔莫及的總結了。然而，從中國文學史的角度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這首《秦中吟》，不但看到中國文人的憂患意識，不但看到中國文人仗義執言，針貶時弊，匡扶正道，抨擊邪惡的優秀精神，不但看到中國文人將國家安危，民族禍福，百姓生死，社會吉凶，擔負在自己身上的責任感，使命感……。

更重要的，詩人何以秦中吟？是體現著中國文人盛世危言的前瞻和預見。

正是這些為統治者和統治集團感到頭疼的，必除之而後快的詩人，作家，還在海晏河清，國泰民安，歌舞昇平，形勢一派大好的唐王朝中興格局中，就看到了政權崩潰的徵兆，看到了戰難亂離的根源，看到流民遍野的起因，當然，也聞到了“人食人”的血腥氣息。

詩人何以《秦中吟》（5）

果然，在白居易元和五年（810）寫下“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詩句的半個世紀以後，大唐王朝的土地上，發生更為駭人聽聞，更為範圍廣泛，更為慘不忍睹，更為曠世罕見的“人食人”的人間慘劇，無不應證了他的這句近乎讖言的詩：

僖宗廣明三年，中和元年（880）：“時京畿百姓皆砦于山谷，累年廢耕耘，（黃巢）賊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踴，米鬥三十千。官軍皆執山砦百姓，鬻於賊為食，人獲數十萬。”

僖宗中和三年（882）：“時民間無積聚，（黃巢）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常��⒐鞘持��鷗�鋼�υ弧�┠フ��Ｗ荼�穆櫻�院幽稀⑿懟⑷輟⑻啤⒌恕⒚稀⒅！€輟⒉堋㈠А⑿臁①鸕仁��藎�癱黃潿盡！�

“賊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　人餓倚牆壁間，（黃巢）賊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