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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世紀20年代初，虛無主義者朱謙之撰文鼓吹“知識就是罪惡”。他說：“惡是從哪裡來呢？原來惡是從理知發展的結果”，“沒有知識便罷，有了知識即有罪惡，而知識就是罪惡”，“就知識本身的道理說，也只是贓物，而知識所有者，也不過盜賊罷了”。朱謙之的這套謬論，曾受到魯迅的批判，他尖銳地指出，這是叫人們“如牛馬一樣”，如“豬羊滿臉呆氣，終生糊塗”。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知識即罪惡”的謬論不僅沒有得到匡正，而且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旗幟下，惡性發展起來。如“讀書無用論”，認為書讀得越多越蠢，自古以來，能幹的皇帝都是老粗出身，並且把中國革命的勝利，歸於“大老粗”的軍隊打敗了知識分子的軍隊（其實人民軍隊的領導人絕大多數也是知識分子）；“知識越多越反動”，認為讀書多了害死人，不讀書的犯錯誤少，多讀了犯錯誤多，甚至認為知識多了就容易出修正主義，60年代“反修”時，斷定“蘇聯出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的領袖人物都是有較高文化的大學畢業生；“知識分子原罪論”，知識分子文化高、知識多，是侵佔了勞動人民的血汗，要向勞動人民懺悔，老老實實接受“再教育”，徹底改造，脫胎換骨。正是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文革”中大規模的焚燒書籍，大範圍的搗毀文物，大批知識分子遭受迫害，令人毛骨悚然。一位參加革命多年的知識分子出身的老幹部，痛心疾首地說：“自懺誤我唯識字，何似當初學紡棉”。

對於近代知識在中國的多舛命運，人們曾從執政黨個別政策的失誤，或者是某個領袖人物的偏執，以及做為知識載體的知識分子群體等方面做了不少的探討，這裡我想著重從近代知識在中國的發展特點和缺陷方面進一步做些分析。這樣做，或許對開始重視知識的人們更有裨益。

中國近代知識的發展與歐洲有著明顯的不同。歐洲的人文知識是在文藝復興時代發展起來的，它以“人”為中心，與神學和宗教統治相抗衡，有力地支援了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並且給予新的社會變革以強大的思想武器。伴隨人文科學而迅速興起的自然科學，促進了生產力和整個經濟日新月異的飛速進步。因此，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雖然經歷過艱難曲折，但很快得到社會的廣泛承認和重視。相比之下，中國近代科學知識的發展，有著明顯的差異。

在人文科學方面，兩千年的儒家傳統文化有著深遠的影響，其基本思想是主張“民本”。如孟子所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在封建專制統治下，是難能可貴的。然而這一思想的本質是以民為本、為民做主，與現代民主，即權力在民、民眾當家作主，是有根本區別的。思維方式上重視整體、主張和諧、提倡節慾。如處理人與人的關係宣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主張“天人相通”、“天人相類”，處理理與情的關係鼓吹“存天理，去人慾”，處理義和利的關係倡導“重義輕利”或“利義兼顧”。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上述重要思想，雖然不乏深刻的見解，合理的成分。但從總體上看，其基本主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與20世紀大變革的需要，商品經濟發展的要求，以及現代化的發展趨勢，是不協調，不適應的。被稱為“東方聖哲”、終生研究並宏揚儒家文化的著名學者梁漱溟，晚年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說：“儒學開不出新天地來”　。

中國近代知識發展的多舛命運（2）

知識，歷來是每個社會賴以存在的一種基礎，自然科學是人類發展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重要力量。我國古代在科學技術上有著名的“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直到明代，也曾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如李時珍（1518……1593）的鉅著《本草綱目》，在世界藥物學的發展上佔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