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第2/4頁)

劫”名曰“文化大革命”，自然促使人們從文化視角對“文革”進行反思。長期以來，由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上的左傾錯誤數度氾濫成災，特別是經歷“文革”，對知識分子的　迫害和對文化事業的破壞，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當我們國家走出“文革”，開啟窗子面向世界時，驚愕的發現，我們在許多方面大大落後了。

首先是知識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學生102萬人，平均每萬人中僅有人，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例舉的141個國家和地區相比較，我國居於第113位，落後於蒙古（每萬人中大學生平均人）、印度（每萬人中大學生平均人）、泰國（每萬人中大學生平均人）。1978年工業部門每百名職工中，僅有工程技術人員人（當時蘇聯為18人），電子工業部門每百名職工中，工程技術人員12人（日本為40人），農業人口每萬人中，農業技術人員4人（日本為40人）。反映在科學技術和生產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國家落後了幾十年。美國於1965—1966年開始研製每秒幾千萬到幾億次電子計算機，而我國在1976年，才著手研究每秒二百萬次的積體電路計算機。國外一個2000人的半導體工廠竟比我們全國的生產還要多好幾倍。美國一個農業人口生產糧食十幾萬斤，而我國才二千斤上下，相差幾十倍。

即使是最引我們自豪的社會科學，自認為有馬克思主義最先進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比資本主義社會科學落後，現在也受到挑戰。1979年3月16日《參考訊息》刊登的一篇題為《中共的社會科學也要急起直追》的文章，列舉了我國社會科學方面的諸多弊病，如：“要求社會科學書籍十全十美，審稿的關卡多，各種清規戒律窒息了社會科學的發展”；要求著作“都按長官的意志編寫、修改，哪裡還談得上發揮下面的積極性！更談不上百家爭鳴！”；寫書趕形勢，與某國關係好時盡寫友好史，一旦關係變惡馬上修改為交惡史，“這種不實事求是的態度，也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涉及現代和當代的人物、事件、歷史、哲學觀點，等等，更是人們不能觸及的”；“社會學在世界各國有了發展，中共由於過去批判了社會學是資產階級的東西，致使人們望而生畏。至今，社會學還是一個空白點”；“中共的研究手段還處於落後狀態，圖書資料還是靠手抄油印，有些圖書資料不允許借出圖書館使用”，等等。

面對世界的變化和我國的落後狀況，中央決定首先從抓“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入手，作好思想認識上的撥亂反正工作。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語重心長的提到，“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二十年。科研人員美國有一百二十萬，蘇聯九十萬，我們只有二十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很多”227，他後來又講：“同發達國家相比較，經濟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可能是五十年”228。他提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因此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什麼叫“尊重”，就是“要承認這些人是勞動者”229。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座談會上又講：“老九並不壞”，“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230。

時任中央領導工作的胡耀邦，也多次講到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認識問題。1980年2月，他在劇本創作座談會上說：“長期以來我們對知識分子的看法不對頭。對這一部分勞動人民看錯了，歪曲了他們的形象。……現在我們在糾正過去的錯誤看法和由此產生的錯誤做法，糾正得好有成績。但遺留的問題還不少，還要繼續糾正，徹底糾正過來才罷休”231。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另一次講話中，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思想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