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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緊要問題，必電商袁制軍，依其意見而行，而樞臣中，卻對袁有疑忌之意。餘以位卑職小新進之人，何能妄自建議，失此機會，真可感嘆。其後南滿鐵路會社，開設高等工業學校，日使照會外部，特留學額五十名，希望中國派學生入學學習，外部亦置之不理，可見當局之顢頇矣。

十五　會議完畢奏調外務部（1）

東三省會議後，即以候補主事調外務部，派在庶務司行走。外務部尚書之上，還有總理大臣，須以首席軍機大臣兼任。此是庚子改訂外部時，為各國要求者，故各公使遇有重要問題，有請見總理大臣者，時總理為慶親王。外部於丞參外，分設和惠、榷算、通商、庶務四司。庶務司掌交涉界務最為重要，等於日本外務省之政務司，名為庶務，似欠費解。又有司務廳，由候補司員，分日夜班輪流接班，專管收發檔案、來文摘由，夜班即宿於廳。來文摘由，須先看來文一遍，方能擇要摘由，雖屬細事，於歷習公文，不無裨益。餘初入部，即將東三省會議，由鄒楊二位記錄之草紙整理。鄒氏字雖潦草，尚能辨認，楊氏之字，自認天書，竟難辨認，且二人記錄均有詳有漏，幸我亦在場，故能推測增添。因此我記東省會議一章，比記廿一條會議，較為詳確。

時外務部尚書，為瞿子玖先生（鴻），他跟左丞鄒紫東先生（嘉來）說，這是我在江蘇學政時所取的秀才（附生稱秀才），其實他記錯了，我在瞿學政時，試而未取，後在龍湛霖宗師觀風江蘇時入泮的。但他既認我為門生，我雖不便辨正，亦不好意思稱他為老師，只好仍是官稱。我初出茅廬，在商部不久調充議約隨員，到外部尚書又誤認為門生，總算運氣不錯，故外部中人，對我都另眼相看。紫東（嘉來）先生是蘇州人，與我為同鄉，同唐蔚老一同考入總理衙門為章京，後蔚老調到商部，紫老一直在外務部，故熟於外部條約檔案，人稱他為外務部的活字典。我初入外部，研究條約檔案，每請教他，他總從實答覆。人亦誠懇和善，每日早到晚散，從事公事。各司擬稿，都經他核閱後呈堂，不厭不倦，惟科舉出身，不通外文。與唐蔚芝先生交甚厚，惟唐喜前進，鄒主保守，兩人對公事用心則一，而志趣稍有不同。紫老在外部循資遞升，由章京升至左丞、侍郎，後晉至尚書，始終沒有離開過外務部，清亡遂退隱原籍蘇州。

其時我婦要來京，遂遷出仲和家，在順治門外與張新吾合賃一屋。新吾之婦，亦適來京，遂與同住。我婦來京只帶長次兩女，而將三男四女仍留在滬，由我母管領，三男權且有喘病，四女還小，有累我母，我很不以為然。舊制各部員司補缺，均由吏部按資銓敘，外部以重才不重資，故照成例變通，定為一次由吏部銓敘，一次由本部遴補，此制亦由鄒紫老手定。餘到部兩年，逢主事出缺，適應由吏部銓敘，到第二次出缺，方得遴補。但越半年，即升補員外郎，以後即補右參議，越過郎中一階。其時外部四司，各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四人，半為實缺，半為候補。各司又設掌印（等於司長）主稿，由堂官指派，名謂烏布。烏布才是真正辦事之人，不論官階，只論才具，質言之，官以資升，職以才論。烏布系滿語，實即職之意。其時外務部官員，實缺候補，共只四十八人，所管事務，除交涉外，凡與外人有關者，如海關、稅務、郵政、賠款、洋債等等胥屬焉。後設稅務處，將關於海關稅務之事，劃歸稅務處。設郵傳部，將郵電鐵路事項，劃歸郵傳部。事務越來越少，而員司反越來越多。及到民國，改為外交部，官制除總長、次長外，有參事、司長、僉事、主事、待命公使等等，不下百數十人，較之前清，幾至加了兩倍以上。交涉事務，亦許比清繁劇，然成績未必特別優良，於以見長官用人之權，愈大愈濫耳。惟終北京政府，不聞有一朝天子一朝人之事，事務官尚能久於其任。外交部經費，向沿總理衙門舊制，由海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