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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10月4　日繼任皇帝，至1328年8月15日去世），大臣張圭代表儒生公開抗議尊崇喇嘛。陝西尤其是吐蕃佛僧們常去的地方。一份當時的報導說：“曾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西部各省，城鎮旅社容不下，而住進民房，驅逐房主，趁機姦汙婦女。不滿足淫逸，他們又奪民僅有的很少的錢財。必需採取措施阻止公開的吸血者，他們比收稅人更加殘酷”。也孫皇帝不得不對喇嘛進入中國加以控制。

中國文人們認為蒙古王朝應該對他們實施的過度的佛教“教權主義”負責，它無疑是王朝衰落中起作用的一個因素。然而，佛教對忽必烈家族的異乎尋常的影響，在中國土地上的突厥…蒙古各代的歷史上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同樣的事情在4世紀末著名的苻堅和在6世紀初最後一批拓跋人身上都發生過（參看59頁和65　頁）。佛教最初是使這些粗魯的野蠻人變得較為溫和仁慈，後來使他們變得遲鈍，最後使他們失去了自我保護的本能。於是，具有悠久儒教傳統的中國忍受了這些可怕的主人，它看到了這些君主漸漸地失去了危害，它或者是把他們同化，像拓跋人的情況；或者是把他們趕出境，像對待成吉思汗的後裔一樣。如果忽必烈家族信奉了###教——就像如果1307年阿難答獲得成功所發生的情況那樣——形勢會是更加嚴重。###教的勝利對古老的中國文明將是可怕的一擊。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威脅著中國文明的兩次大危險可能是1307年的阿難答的爭位和由於發動者於1404年去世而倖免了的帖木兒入侵。

忽必烈及其繼承人的宗教政策：聶思托里安教

忽必烈對佛教的偏愛絲毫不妨礙他對聶思托里安教表示同情。在基督教的重大慶祝會上，像他的前輩們一樣，他讓隸屬於他的斡耳朵的聶思托里安教牧師把福音書放在他面前，他敬香供奉，並虔誠地吻之。“1289年，他甚至建立專門機構，即崇福司，管領全國的基督教事務”。他的諭旨，像窩闊臺和蒙哥的一樣，使基督教牧師如同佛教徒、道教道士和###教教士們一樣，享受免稅權和獲得其他種種特權。在此可以回顧一下，蒙古人沿用敘利亞語，稱基督教徒為“迭屑”（tarsa）和　arkagun或arka’un（複數arkagud或arka’ud，漢譯名是也裡可溫），而教士和僧侶被稱為列班…也裡可溫（rabb…　arkagun），主教被稱為馬兒·哈昔（marha－sia）。在蒙古人和蒙古化的各族中，聶思托里安教徒佔有相當大的比例，特別是在克烈部和汪古都突厥人中。汪古部突厥人佔據著長城以北、今山西邊境一帶原沙陀突厥人之地，他們使用的命名法揭示了他們是聶思托里安教徒，儘管這些名字的漢譯名已掩蓋了該名的實質。聶思托里安教徒常用的名字有：西蒙，闊裡吉思（即喬治），保魯斯（保羅），約南（約翰），雅各（詹姆斯），腆合，伊索（耶穌），魯合（路加）。

汪古部人中的大多數居住在今天稱為綏遠省的地區，即今托克托或歸化城境內，該地區在蒙古統治時期稱為東勝。伯希和認為該名來自“科尚城”一名，在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掃馬傳記中，就是以科尚城來稱呼這一地區。馬可·波羅給同一地區的稱呼是　Tanduc，根據伯希和的看法，Tanduc起源於唐代通用的古名天德（古音為Thian－tak）。這是汪古部王朝的實際所在地，王室家族是一些極傾向聶思托里安教、同時又與成吉思汗家族有密切聯絡的突厥王公們。成吉思汗家族顯然從未忘記過對這些聶思托里安教王公們的欠債之情。汪古部首領阿刺忽失的斤曾經在關鍵時刻，即在被邀加入由乃蠻人形成的反蒙聯盟時，他反其道而行，堅定地站在成吉思汗一邊。他以生命表達了他的忠誠；因為當他在與乃蠻人打完仗之後返回家園時，他的部落中一些贊成與乃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