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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又試著想抽血時,但大概不想要有個萬一。一條橡皮圈牢牢扎著我的手臂好讓靜脈浮現,醫生終於把針頭插進去時——我不記得是不是原來的醫生了──他說了什麼我好瘦之類的,還問我早上有沒有吃早餐。在那天當中我頭腦最清醒的時刻,我轉身面對他,給了他我所能想到最簡單也最真心的答案。“醫生,”我說:“我看起來像是那種沒吃早餐還能出門的人嗎?”
還有很多,一定還有很多很多,但我大部分都無法確定。他們在某個地方供應午餐(在同棟大樓?還是外頭餐廳?),但我只記得那餐飯沒人要坐在我旁邊。下午,回到樓上的走道,他們終於騰出空檔測量我們的身高體重。我讓體重計的指標停留在輕得荒謬的數字上──一一二磅吧,我想,也或許是一一五磅。從那時候起,我從同梯人中被隔離開來。他們送我去看精神科醫師,他身材矮胖、手指又肥又短,我記得當時我覺得他不像醫生反而比較像摔角手。我對他沒有說不說謊的問題,我已經準備好要當個聖徒,根本不想做出日後懊悔的事。醫生在我們談話時嘆了一兩次氣,除此之外,他對我的回答或樣子倒是滿鎮定的。我想他是這類面談的老手,能讓他心煩的狀況沒多少吧。至於我,對他問題的含糊不清倒是相當驚訝。他問我有沒有服藥,我說沒有的時候,他揚揚眉頭再問一遍,但第二次仍給他相同的答案後,他也沒追問。隨後是標準問題:腸胃蠕動情形如何?有沒有夢遺?常常想到自殺嗎?我儘量簡明扼要地回答,不假修飾或評論。我說話時,他在一張紙上核對勾選,沒抬頭看我。用這樣的方式談論這麼私人的問題,讓我覺得有種莫名的安慰。然而,在看到頁末時,他又抬眼看我,盯著我看了整整四、五秒。
“孩子,你的樣子真得很糟。”他最後開口說道。
“我知道。”我說:“我狀況一直不是很好。不過我覺得現在好多了。”
“你想談談這件事嗎?”
“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從你自己的體重開始。”
“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幾個禮拜前得了那種腸胃性的感冒,一直沒辦法吃東西。”
“你掉了幾磅?”
“不知道。四五十吧,我想。”
“兩個禮拜內?”
“不,大概是兩年。不過大部分是在這個夏天才掉的。”
“為什麼呢?”
“錢哪,這是個原因。我的錢不夠買吃的。”
“你沒有工作?”
“沒有。”
“有沒有去找?”
“沒有。”
“這你得解釋一下理由,孩子。”
“這事很複雜。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瞭解。”
“這讓我來判斷。只要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不必擔心別人聽了會怎樣。我們不趕時間。”
由於某種因素,我有股難以壓抑的衝動,想把自己的故事全部說給眼前這個陌生人聽。這麼做其實很不恰當,但還來不及阻止自己,話已脫口而出。我覺得自己的嘴巴在動,但同時又像在聽別人說話。我聽見自己喋喋不休地談論我媽、維克托舅舅、中央公園跟吳凱蒂。醫生禮貌性地點頭,可是顯然不懂我在講什麼。我接著解釋這兩年來的生活情況時,看得出來他變得很不自在。這讓我很沮喪,他表現得愈不懂,我就愈想跟他講清楚。我覺得自己的人性尊嚴岌岌可危。他是軍醫也沒關係,他也是人啊,沒什麼比跟他好好溝通更重要的。“我們的生命取決於多重偶發事件,”我試著以最簡潔的方式說:“每一天我們都要跟這些衝擊和意外抗爭來保持平衡。兩年前,為了個人和哲學上的理由,我決定不再抗爭。那並不是因為我想毀了自己──你千萬別這麼想──而是我以為將自我放逐於這世界的混亂裡,這世界就會向我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