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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柳德米拉每天晚上被*二十次！

以色列同多數的西方國家一樣，執法機構只懲罰這些偷渡的婦女，而對嫖客卻不處罰。當柳德米拉第一次成功逃脫後，卻被一位值班計程車兵撞上，而這人正好是這家妓院的常客，就把她交給了妓院的老闆。作為懲罰，她被“主人”暴打了一頓。第二次逃跑成功後，她跑得很遠，到城裡另一個地方的派出所投案。按照慣例，她被控非法移民，被關押在了一所拘留所，等候驅逐令。

當柳德米拉最終回到基希訥烏時，窮困潦倒，疾病纏身，精神十分低落。她沒有回家，除了因為愧對親友外，她也害怕被那些走私犯發現。在摩爾多瓦、烏克蘭、俄羅斯、埃及和以色列，柳德米拉的悲劇每天都在重演。

在我同柳德米拉談話後的第二天，負責她這個案子的工作人員給我打電話說，“我忘了告訴你了，柳德米拉現在是艾滋病感染者。”毫無疑問，在摩爾多瓦這樣的國家，雞尾酒療法並不是很容易得到的。

在赫茲·萊德准將發現海法街道上黑幫興起後幾個月，他接到舉報說一位俄羅斯的寡頭要在埃拉特（Eilat）慶祝生日。以色列一位負責調查俄羅斯有組織犯罪活動的高階情報官解釋說：“我們不知道這些人都是誰，因此，我們必須從零做起。低層的犯罪分子我們都已經查清楚了；我們明白了黨魁，也弄清除了他們的紋身；我們也有人學會了他們的暗語。然後就是那些大頭目了。儘管他們很難對付，但是我們還是要迎難而上，追蹤他們。”　。。

5。　迴歸以色列（9）

出席埃拉特的聚會以及後來特拉維夫的高階峰會的客人們，就像俄羅斯商界的名人錄。問題是，以色列情報人員根本都不知道誰是誰，更不清楚他們的底細。

1999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前任局長詹姆斯·伍爾西（James　Woolsey）在眾議院金融委員會作證時，說明了這種困難，當時，他請眾議員們思考下面假設的情況：

如果你在日內瓦湖畔一家豪華的酒店裡碰到了一位口齒清晰，英語流利的俄羅斯人，並且閒聊了起來，而且他身穿價值3000美元的西裝，腳蹬一雙古琦牌休閒鞋，並且他告訴你他是俄羅斯一家貿易公司的負責人，想和你談談合夥做生意的事，那麼這就會有四種可能。第一，他可能說的是實話，確實是個生意人。第二，他可能是俄羅斯的情報人員，以做生意來掩護。第三，他可能是俄羅斯黑手黨的成員。但是最為有意思的可能性就是最後一種，他可能身兼上述幾種身份——並且這幾種機構全部不排斥這種情況。

在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大量的俄羅斯人爭相申請以色列國籍，其中不乏葉利欽核心層的知名人士，比如著名的“七星”中的鮑里斯·別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古辛斯基。後來還有初露頭角的工業大亨，如烏克蘭的弗拉基米爾·拉賓諾維奇（Vladimir　Rabinovich）和俄羅斯的米哈伊爾·喬尼（Mikhail　Chorny），這些人都遭到了西方情報機構的監視。並且還有其他曾經被英國和美國禁止入境的人，如西蒙·莫基列維奇。

甚至還有一些非猶太人，如謝爾蓋·米哈依洛夫，松採沃兄弟會的老大，也搞到了以色列的國籍。長得十分彪悍的紀錄片製片人亞歷山大·崗特利夫哈哈大笑著說：“如果米哈伊爾能跟猶太教扯上關係的話，那我都可以去跳芭蕾了！但是他很容易就申請到以色列國籍。”後來，他的國籍被剝奪了，那個批准他國籍的以色列官員也以受賄罪被提起公訴。

除了在蘇聯時期犯過一些輕罪以外，這些俄羅斯人沒有一個有犯罪前科。所有人的公開形象都是成功的商人，並且有書面的業績記錄，顯示了他們的活力和膽識。以色列幹嗎要拒絕他們呢？

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