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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厄運似乎比丁老還少一些，還好一些，沒有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我仔細尋思古今中外的作家有這樣奇怪的命運的，丁老而外，怕也只有西班牙的偉大小說家塞萬提斯可與比肩。塞萬提斯是個絕頂的硬漢子，什麼暴力都不能使他屈服。丁老也是如此，當胡也頻同志被反動派捕殺的那些日子裡，她以少婦之身奔走營救，歷盡千辛萬苦，直到確實的凶信傳來時，始終沒下一滴眼淚，沒露半點乞憐的顏色，而只有在前來慰唁的革命前輩面前才“瘋狂地痛哭了。”她哭的還不是自己可悲的遭遇，而是年輕有為的也頻死得太可憐了。中年以後，她遭了無妄之災，“臉上被刺了字”流放到邊遠地區，受盡奚落歧視。十年內亂中，更火上添油地橫遭各種不堪言狀的非人待遇，就是鐵石鑄造的人，到了此際，也該意懶心灰，氣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奮起“飛蛾撲火”的精神，“振翅飛翔”，堅持到底，決不示弱，就像她自己所描繪的：“我這棵小樹並沒有枯掉，仍然在風雨中站著。”這種鋼鐵般的意志，在中國古代女作家中是找不到的。

永不消逝的活力（6）

古人有言：“文如其人。”文品與人品之間雖不能簡單地劃個等號，但一個人的性格特徵無論如何總會反映在作品風格之中。丁老的性格，除了剛強之外，還有刻意求真，決不因怕觸犯忌諱而回避生活真實這一特點。她因此吃了不少苦頭，早期的作品如《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期的作品如《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都成為人們批判她的好材料，甚至成為給她戴上“叛徒”帽子的好證據。關於前二篇作品，年紀大的人都知道這些是反映“五四”時期剛擺脫了封建禮教枷鎖的婦女們的苦悶心情的，當時的確有過這樣的婦女，雖然人數還不多。作品寫得很有力量，儘管還有些不足之處。

丁老從二十幾歲起開始寫作，一出手便顯示驚人的才華。她的語言風格是多樣的，修辭學書中所標舉的“八體”（簡約、繁豐、剛健、委婉、平淡、絢爛、謹嚴、疏放），幾乎都可從她的作品中找到範例。我不想細談這一問題，我要指出的是，她的語言風格的形成主要不是靠人為的努力，而是靠她心中蘊藏著的兩股天然的活力，即光與熱。光是理智之光，熱是感情之熱。憑著這兩股力量，她可以自由自在地運用各種不同風格去表現五光十色千變萬化的客觀事物。丁老是小說家，但也擅長寫散文。丁老的散文作品，依我看，以《一個真實人的一生》、《“牛棚”小品（三章）》和《我所認識的翟秋白》三篇為最佳。第一篇是紀念胡也頻同志的，情真語切，血淚交迸，在我國文學史上只有李清照的《金石錄後序》可與比肩。第二篇以絕頂傷心的人話絕頂傷心的事，是血淚文章，也是春秋史筆，燃犀照怪，永垂鑑戒。第三篇記一個有巨大才華的革命家的一生，不隱諱其缺點，但也敢於替他辨###曲，真可謂不負死友，作者的膽識在這篇文章裡表現得格外鮮明。在上述最後一文裡，丁老鄭重宣告：“我還要以我的餘生，振翅翱翔，繼續在火中追求真理，為謳歌真理之火而死？”一個年登大耄、艱苦備嚐的老人有此勇氣和活力，實在令人欽佩。

廈門大學的丁玲創作討論會開了7天。在6月20日下午的閉幕會上，丁玲作了長篇發言。她說：“我得知一些同志在講話中對我的讚譽，我很不安。昨天有同志問我過去怎會想起寫文章的？我回答說：我當初沒有想過，原來根本不曾想過要當作家。在座的徐霞村先生可以證明吧。1926年我在北京，徐先生等和胡也頻搞無須社，我是不置一詞的。當時無須社有於賡虞等一些作家。那時，年輕一些的作家都走了，南下了，留在北京的有沈從文、胡也頻、於賡虞等人；女作家有黃廬隱、石評梅、陸晶清等，他們經常聚會。徐先生那時到法國去了。我從不參加他們的聚會，因為我沒有想要當作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