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們湊錢把飯桌的賬結了,胡二十他們又打架了。架打完後,有人發現楊俊躺在了路邊,身體已經開始發硬,胡二十抱著楊俊叫了幾聲,直到警車停在他們面前。

暑假過後,胡二十沒有再回來上課。

而我和耿曉燕照舊上課、下課、放學、考試、參加興趣小組。直到把整個初中的書讀完,分別拿到兩所不同的高中錄取書後,才又開始膽敢回憶起胡二十和楊俊他們。耿曉燕說她曾經偷偷跑去楊俊家樓下看他媽媽癱在地上為孩子燒紙錢,她跟著大哭了一場。

我的新高中就在江灣體育場邊。我對著地圖,將它和西區體育場之間畫了一條直線,等待開學的那段日子裡,我頑固地認為,胡二十一定會在某天出現在那條直線上。於是,我家的電話鈴又響了。

“聽說你考了高中。”

“唔。”

“要不要出來吃飯?”

“你……”

“我在你家樓下。”

這一次,我下樓了;這一次,胡二十並沒有騎他的車;這一次,他雙手插在兩隻鬆垮的運動褲口袋裡,背有些自然地弓著,那也許是因為發育期騎了山地車的關係。他的頭髮比三年前更短,像一層剛理過的毛絨渣。

“怎麼帶著傘?”他問。

“天氣預報說晚上會有颱風。”

“那我帶你去看青黴花。”

在一條疏於管理的鐵路旁,我第一次知道那些淡紫色的小野花叫青黴,胡二十說,在他從小生長的三清山下,每到落雨前的傍晚,就會開出很多青黴花。

颱風就那樣結結實實地來了,我連著兩夜沒有回家。在胡二十家裡,我躺在一張潮溼的充滿面粉味的被子裡和他說話、擁抱、親吻、拒絕、迎合、羞澀、緊張、迷糊,我其實是忘記時間了,忘記了天明天暗諭示的晨暮交替,忘記了父母可能會因為我的下落不明而焦慮發瘋,忘記了幾天後,我是要越過地圖上的那條直線,開始另一個人生。

很多很多年以後,同樣是躺在這張床上,我在光影裡看胡二十,他不再是十六歲或者十九歲,他三十二歲,我們也不僅僅各自重新開始過一段生活,而是很多段。這時候,我只是對時間和選擇——或者應該說,是規則——感到無奈。我們抵擋不住時間的流逝,它最後往往呈現出規則好了的生活給人看,但看的人早也是不同。

在很多年以後奔跑(5)

胡二十始終都沒有告訴我楊俊的死因。他因為那次群架,被送進了工讀學校。放出來後,就跟著一些“閒散”人員收購舊的BP機和大哥大,他說他能賺很多錢,能幫人。當時我並不會很快聯想到“收贓”和“銷贓”這樣的詞語。

對我而言,胡二十還是相機鏡頭裡的那個黃襪少年。他在第二天,領著我去樓下面店吃碗大排面,面吃到一半,掏出一臺“東方牌”舊相機給我。

“喏。給你。”

“我的相機,怎麼?”

胡二十不說話,他揀了枚荷包蛋,浸入我的麵碗。我仔細看了看相機,只是型號和顏色相同,並不是原來丟失的那臺。

“吃完麵,你該回家了。”

“哦。”

這之後,我們沒有再說一句話。回家的路上,胡二十走在我身後,離得有一段距離。我幾乎每走幾步路就要回頭看他,每次我都以為看不見了,可他還在,雙手還插在鬆垮的運動褲口袋裡,還在漫不經心地走著。一直到最後一次,我回過頭去,胡二十不見了。

回家後,我捱了爸爸的一記重耳光。被罰在開學前不許離開家門半步。我又在開學後嘗試去找過幾次胡二十,可沒人知道他的下落,那間在早餐麵店上的亭子間,也似乎久未經人息。

我在城市的另一區給耿曉燕寫信,寫自己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