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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在一個夏日的一天，躺在草地上，閉著眼睛，並用手託著頭，“傾聽著看不到的管絃樂隊的演奏，傾聽著昆蟲在陽光下激怒地繞著多脂的松樹的跳舞時的歌唱。他能辨別出蚋蟲的吹奏銅號聲，丸花蜂的大風琴的鐘聲一樣的嗡聲，森林的神秘的私語，被微風吹動的樹葉的輕微的顫動，青草的溫存的簌簌聲和搖擺彷彿是湖面上明亮的波紋的一呼一吸的盪漾，彷彿聽到輕軟的衣服和愛人的腳步的沙沙聲，——他走近了，走過去了，在空間消失了。”“所有這些聲響，所有這些鳴叫，約翰·克利斯朵夫都聽到了，而且是他自己一個人聽到的。所有這些最微小的和較大的生物，都在同一個生命之流中奔流著，這些生命之流洗淨了他。於是，他成了它們中間的一個，他和它們是同一個血統的生物。它們的力量使他的力量增加十倍，由於彙集於它的成百個溪流，而不斷擴大著。”

這些描寫非常鮮明地表現了一種泛神愛，好像大自然就是神體的莊嚴相。其中充滿對大自然的熱烈的讚美、虔誠的崇拜和深沉的愛，而大自然也給人以無窮的愛撫、慰安和啟迪。好像大自然是慈母、良師、益友和愛人。愛到極致總要與愛的物件融合為一，可以擁抱大海，可以跟溪水一齊流淌，也可以化做一股清風，撲到白帆懷裡……總之，愛的物件成為我，我成為愛的物件。這種愛，不但在心理上而且在生理上引起效應——對被描寫的物件產生肉體感。把握世界到這樣的程度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這樣創作出來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藝術品。藝術品的高下，不在作品的主題和題材，而在於究竟把自己放了多少到作品中去，可見這種愛從主觀上說，乃是藝術創作的最深厚的根源。

前蘇聯著名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深刻指出：“當一個孩子認為，壞了一個輪子的玩具汽車像受傷的小鳥一樣感到痛苦的時候，這不是多愁善感，而是一種同情心，是產生良知和詩意的土壤。”《教育的藝術》第19頁。良知是善，詩意是美，兩者都來自擴大的同情。所以他十分重視在教育的物件身上培養“對一切有生命的和美好的事物的憐憫心”，他認為“他們的道德和對人們的態度往往取決於他們小時候對飛鳥、花草、樹木的態度”。《給兒子的信》第43頁。所以他特別強調使教育的物件關心、熱愛花草樹木和鳥獸以及魚缸中的魚兒，以便磨鍊他們的真摯的同情心。他指出：“薄情會產生冷漠，冷漠會產生自私自利，而且自私自利則是殘酷無情之源。為了防止薄情的滋生”，必須“培養孩子們要學會真誠地關懷、惦念、憐惜一切有生之物和美好的東西——樹木、花草、禽鳥、動物。如果一個孩子會深切地關心在隆冬嚴寒中無處棲身的小山雀並設法去保護它免遭災難，能想到保護小樹過冬，那麼這個孩子待人也絕不會冷酷無情”。《帕夫雷什中學》第193頁。他又說，如果“孩子們移栽並澆灌幼小嫩弱植物，保護它們免受嚴寒襲擊，為它們的生命憂心忡忡”，“如果兒童親手培育過，並且用自己撥出的微熱溫暖過嬌嫩的小植物，如果他曾時刻把這棵植物的命運掛在心上，併為它坐立不安，感受過痛苦，如果他為了使那棵孱弱纖細的、毫無抵抗能力的幼苗成長為粗壯挺拔的大樹而操過心，那他就會成為善良、真誠、熱忱和富於同情心的人。”反之，“如果你對這些生物冷漠無情乃至殘忍相待，任意折樹枝、摘生果，那就說明你是一個心地不善的人。”同③第76—77頁。蘇霍姆林斯基的這些意見，我國古代詩人和哲人早就注意到了。杜甫的兩句詩：“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捲起門簾讓燕子自由出入，不要放任兒童傷害慈愛的烏鴉。）不就是這種態度嗎？熊十力說：“學校之教與個人自修，當於培養惻隱之同情注意，不待言已，……聖人立教，方春不折，《禮記》曰，伐一草一木，不以其時非孝也，云云，純是培養同情，用意深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