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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萬人。而《晉書》裡記載，吳國在蜀國滅亡時的人口，有兩百三十萬。這樣加起來，華夏的總人口也不超過八百萬。這還是後三國時代進入了相對和平的時期後，長期恢復人口所達到的數字。

劉和記得，三國時期華夏人口的下降幅度之大，在整個華夏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在三國之後，華夏人口下降最快的時期，也就是宋末元初。當時的蒙古人，從東面一口氣殺到西面，消滅了世界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而華夏人口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這已經算得上近千年來華夏最大規模的一次災難，但與漢末三國時代的慘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見大巫”。

談起漢末至三國時期的人口銳減，原因可以總結出很多，比如從黃巾起義開始的全國性內部混戰。當時的黃巾起義，採取的是各地同時舉事的策略，從一爆發就是全面的國內戰爭，戰火幾乎蔓延到了整個大漢。

又比如東漢末年各地崛起的軍閥們，都是漠視民力、濫殺無辜的劊子手。權臣董卓在把持朝政後，採取的是殘暴壓榨的統治政策，為了擴充軍力更是不斷抓取壯丁，導致司隸地區的百姓大量逃亡。當時北方的各路軍閥，喜歡拿老百姓來做擋箭牌，在攻城掠地時，經常抓無辜的百姓當做“人肉盾牌”擋在部隊前面，阻擋敵人的進攻。

在劉和沒有重生的那個時空當中，劉虞是位忠厚仁慈的長者，他明明知道公孫瓚有不臣之心，但卻沒有大肆在北方招兵買馬，擴充自己的軍隊。而當劉虞匆匆發起對公孫瓚的討伐之戰時，他還要求麾下士兵要愛惜百姓的房屋，不許焚燒城池，結果對上了拿著百姓充當“肉盾”的公孫瓚這種賴皮，然後被公孫瓚輕鬆逆襲，最終丟了性命。

實際上，當時劉虞主政的幽州，因為很好地控制了民亂和邊患，在黃巾大亂時吸引了上百萬人口到來，如果劉虞想要“暴兵”，隨便就能召到十幾萬人，而有了這十幾萬大軍，對付公孫瓚和立足渤海未穩的袁紹等人，完全可以是碾壓。

劉虞當時的做法，無疑不是一個合格的軍閥，在那樣的社會背景下，一味的愛惜民力，保護人口，最終就是自己成了別人眼中的肥羊，在沒有自保能力的情況下，白白便宜了公孫瓚和袁紹。當時袁紹吞併了幽州和冀州之後，軍隊數量暴漲，一度達到四十萬之巨，便是因為享受了劉虞和韓馥留給他的“人口紅利”。

漢末至三國時的戰亂，是全國往復迴圈的，老百姓就算想要逃難，都是求生無門，無路可逃。如在北方剛打完官渡之戰。過不了多久南方又爆發赤壁之戰，在東面有闕宣、笮融等人的叛亂，在西面有北宮伯玉和馬騰、韓遂造反……那個時期，帝國的疆土，除了邊遠的西域之外，幾乎全被捲入了戰火，沒有受戰爭破壞的地方，只能是偏遠無人煙的交州和夷洲這些地方。

戰亂和反抗，或許是導致漢末三國時期人口銳減的主要原因，但這僅僅是個果。而不是因。

在漢末，瘟疫和自然災害才是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誘因，而軍閥混戰，百姓不停的造反，只是瘟疫和自然災害不斷髮生之後，產生的連鎖反應。

瘟疫的發生，是從西漢中期開始，歷代政府都要面臨的一個難題。因為與匈奴的戰爭以及後來南匈奴的歸附，產生於北方草原地區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後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斷地帶到了中原地區。華夏的大規模瘟疫，從西漢武帝開始就週而復始，西漢的滅亡。導火索就是山東地區因為瘟疫而激發的農民起義。而且這種瘟疫以當時的中醫水平來看，基本屬於毫無辦法的絕症。

即使是西漢滅亡，東漢改朝換代，瘟疫也依然沒有收斂。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會在某個地方突然爆發。這種情況，基本貫穿了整個東漢時代。一直到東漢末年最傑出的醫學家張仲景橫空出世，寫出了流芳百世的《傷寒雜病論》，大規模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