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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向接境的湖廣、安徽和四川。對明廷來說，原先的區域性問題從此變成了腹心大患。

其根本原因，便是河南窮，太窮了。這個曾經是華夏文明源頭的所在，廣袤的中原大地，由於連年大旱，黃河肆虐，蝗災頻頻，早就已經是跡近人間鬼蜮。

崇禎六年底，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在《中原生靈疏》中言道：崇禎三、四、五、六年，連年大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鬥米值銀五錢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樹葉充飢者，有夫棄其妻、母棄其子者，有賣一子女不足數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餓死路側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斃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

而在這樣的大荒之年，明廷不但不加賑濟，反而“加之以誅求，重之以供應，責之以兵糧、器械、米豆、芻茭，悉索敝賦以應河北之求。而且正賦之外，有加派焉，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徵，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計祿。……舊額未完，新餉已催；新徵甫畢，舊逋又下；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樸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常聞鬼哭。觸耳有風鶴之聲，滿目皆荒慘之色。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為盜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

河南早就是饑民遍地，流寇四起，而闖賊獻賊這些反賊一進入河南，立刻就得到了整個中原大地的蜂起響應。大量的流民流寇加入反賊之中，使得反賊在崇禎五年六年幾次官兵大的圍剿中損失的力量重新補充回來，而且得到了極大的增長。

河南一地，從賊者不知凡幾。反賊進入河南以後，兵分兩路，橫行狼、一斗谷、掃地王、滿天星等八營部眾十餘萬西入武關，山陽、鎮安、商南同日陷落。接著北上雒南，向陝西布政使司西安府挺進。對剿匪負有重任的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大為震驚，連忙檄調郃陽，韓城駐軍迎頭堵截。這路起義軍遂掉頭南下，於崇禎七年正月十五日攻克洵陽、紫陽，平利、白河也相繼被攻克。洪承疇大軍趕到時，此路義軍已南下四川。

另一路起義軍包括高迎祥、李自成、馬守應、張獻忠等部，進入了盧氏山區。此地“崇山造天，牙距趾錯”，形勢非常險要。此地原來就有一批由於喪失了土地，被迫違抗朝廷禁令私自開礦為生的百姓，他們被官府斥之為“礦盜”。反賊到達之後，礦徒們群起響應，充當嚮導，加入反賊，領著逆賊由山間小路直抵內鄉，然後經鄧州、淅水南下湖廣的鄖陽、襄陽地區。崇禎六年十二月下旬到七年正月，這路起義軍連破鄖西、上津、房縣、保康諸縣。

“直走空虛無人之地，捷若風雨之至。”鄖陽撫治蔣允儀“束手無策，上書請死而已。”

中原腹心一片糜爛，朝中大臣認為，流寇之所以能“流突無定”，乃是因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崇禎皇帝便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剿撫。而這個職位的設立，也表明了反賊的力量已經得到了極大的增長。

崇禎七年的上半年，反賊主力集中在四川北部和陝西南部。入川的義軍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由豫西和湖廣鄖陽西入陝西興安，他們在遭到明軍的阻擊以後，向南折入四川；另一部分是從湖廣鄖陽地區，經長江北岸的大山區入川。後一部分於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夔州府，開啟了川的門戶。明廷趕緊調軍防範阻擊，是故反賊的活動區域被堵截在川東川北的山區之中，此地層巒起伏，多是深山老林，糧食產出極少，無法解決大隊人馬的糧食供應。是以，這路反賊不久又分道出川，一部分東返湖廣，大部分北上陝西。如此，隨著大明朝廷重兵集結於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