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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軍的病情，答覆是：“很危險”。在向她核實了一些入院的細節後，我們收拾了資料，走出醫院。

外面天色已經變暗，四周的樓房黑沉沉的，荒涼的深圳關外，總在夜色到來以後，開始蔓延一種沒來由的恐慌。

我們和新希望模具廠的王小姐匆匆道了別，就開車往回走。

一下午的查勘讓崔經理和我都感覺身心疲憊，坐在車上，我只覺得胃裡陣陣難受。

崔經理邊開車邊對我說：“這個案子麻煩了，如果賠的話，估計是一筆大數目。”

“是啊，如果恢復不好的話就更麻煩了。做傷殘鑑定的話，‘植物人’肯定是屬於一級傷殘的。”我說。

“而且你注意到沒有，那個傷者還是城市戶口。”崔經理說。

我把那堆資料翻出來，抽出身份證影印件來一看，果然，那個“劉文軍”還是深圳本地人。

幹了兩年的理賠了，我當然明白崔經理的意思，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在人身損害的賠償標準上是相差極大的。

我輕輕嘆了口氣，把身份證影印件又放回袋子裡，靠在椅背上不再說話。

“明後天是週末了，好好休息吧，下週一看看怎麼處理。這個案子不用太急。”崔經理說。

“好。”我疲憊地回應他。

不用急，這事我明白。

四周一的天氣略微有些轉暖，一大早，我帶著上週五拿到的資料往公司趕去，一想到這令人頭疼的案子，就不由地感覺手上的皮包陣陣發沉。

剛進公司，就見小胡迎面走來。

“哎，你週末手機怎麼不開？”他看起來樣子挺急。

“怎麼，你找我？”

“我急著問你啊，那個案子怎麼樣了？”

“哦哦，那個案子啊……這樣，上午我先忙，中午吃飯再跟你細說吧，你別急。”

我來到自己的座位上，還沒坐穩，電話就響了起來。我接起來一聽，是朱廠長。

“謝先生啊，那個案子處理得怎麼樣了？”他的聲音顯得很急。

“今天剛上班，正著手處理，我會盡快。”我說。

“我跟你說啊，那個劉文軍的父親昨天來我廠裡了，非要我給個說法，我怎麼說都不行。他一開口就是100萬，不然就要打官司，還要捅媒體，你們可得快點處理啊，我這醫藥費都墊進去好幾萬了啊！”他說。

“放心吧，即使打官司的話，100萬也不一定站得住腳。我們會盡快處理的，你們那邊也儘量做好傷者家屬的工作。”我說了幾句，就掛了電話。

我隱隱覺得這案子會越來越麻煩，不知不覺中出了一頭汗。我攤開週五帶回的資料，先寫了一份詳細的事情經過，送到法務部，要求他們出具一份法律意見，然後又把相關的醫療單據貼上妥當，交給了醫審部，讓他們出一份醫療稽核意見。

一上午在不間斷的電話鈴聲中度過，終於到了該吃飯的時候，我頭昏腦脹地把手頭案卷推開，和部門幾個人一起去食堂。

小胡自然又跟我泡在了一起，坐在了飯桌旁，我對他說：“醫生說，目前來看，還是個植物人，不知道以後能恢復得怎麼樣。”

“啊！那得賠多少錢啊？”小胡急了。

“嗨，還不一定賠不賠呢，得看上面的意思了。這種大案子，不是那麼容易就賠的，以後你就知道了。”我說。

“為什麼？”

“按以往來看，如果一定要賠的話，這種案子也多半會先拖著，最後把被保險人拖得沒耐心了，他們會主動提出降低賠償標準，那時候就是協商一個數字了。估計春節以前都是很難解決的，你不用太擔心。”我這樣開導他。

“那要是他們起訴呢？”小胡又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