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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讀一遍這些材料，看看這個案子是關於什麼的，對吧？”我問。

“說得沒錯，開始吧。”

兩分鐘後，我說，“雷切爾，我有一個問題。”

“什麼？”

“是我弄錯了，還是瑞安編造一個叫詹姆斯的傢伙上吊自殺？”

“是的，我想是他編的。”雷切爾說，“瑞安是個精細的傢伙。”

“是啊，夠細緻的。”

這個假設的案件牽扯到一個叫“詹姆斯？達根”人的妻子，達根在軍事基地上吊自殺了，假設是在肯特州，情況非常可疑。我們要討論和研究的問題是，達根的妻子被司法機關禁止適用聯邦民事侵權索賠法是否合理，美國政府是否對達根的去世免責？如果不是的話，在他死亡之前，軍事人員接到他妻子緊急呼叫卻疏於援救是否應承擔責任？

幾分鐘後，雷切爾也提了個問題，“你看到了嗎？這半英寸厚的材料中有好多關於這個傢伙自殺的詳細圖表，還有這些難懂的醫學名詞。什麼‘唾液掛在他嘴邊，一臉平靜’，什麼‘審查面板表面和骨骼結構顯示，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資訊’，‘實驗室資料顯示他的尿素氮和肌氨酸酐低，雖然CK高，而且發現了痰生葡萄球菌’？這都是什麼呀，我一點都不懂。我選擇上法學院而不是醫學院真是有原因的。”

“今天是星期四，已經五點了。”我說，“我們該去和凱蒂和伊麗莎白碰面喝幾杯了，快走，明天再去想唾液和肌氨酸酐吧。”

雷切爾和我死心塌地要贏這場比賽，模擬法庭是我們法律經歷中第一次一對一的競爭，我們一定要贏。我們還沒見過對手，但是我們已經有一種不可名狀的衝動，想把他們當成成熟的葡萄榨成汁。把案情搞清楚後，雷切爾和我開始分頭行動，我們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做了深入細緻的法律研究。我們尋找能支撐我們立場的相關案件，我們看學術論文、教授著作，一切能增強我們理由的材料都要看。我們分別寫了長達３０頁的巧妙綱要，定期和瑞安會面討論達根夫人案件的程序（我們通常在週五上午見面，瑞安明顯是個宿醉鬼。當他從酒精殘留物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就會興致高昂地讚揚我們的創造性勞動）。

模擬法庭（實踐、實踐、再實踐！）（3）

模擬法庭開始前的一週，我們收到對方的答辯意見覆印件。如果說我對他們的意見沒什麼印象就太輕描淡寫了。

“雷切爾？你有時間讀這個嗎？”我問。

“這真是令人為難呢！”她說。

“難道這些傢伙精神上有缺陷嗎？他們是誰？我們在哥倫比亞法學院，是嗎？入學在某種程度上可是經過激烈競爭的呀？”

“哦，僅僅讀這些垃圾說明不了什麼。”雷切爾回答。

“不，是不會。我想我們最好把這些裝進書包裡。哦，等等——”我狐疑地說，“也許他們準備了秘密計劃準備口頭辯論時出擊？”

“有可能，我們必須準備。”

我們整個晚上都沒有安靜下來。反覆修改法律意見後，我們開始集中精力準備口頭辯論。我在公眾場合演講時容易猶豫不決、緊張、怯場。一想到站在對手面前辯論，當著法官的面（三個哥倫比亞法律校友），還有觀眾會在我演講時隨時走進來旁聽（據說他們是故意進來，看看我們有沒有出醜），我就會感到不寒而慄。雷切爾比我自信多了，她曾經是大學辯論隊的辯手呢。

那天晚上到來時，我們終於第一次見到了我們的對手，埃迪和迪倫。他們都是Ａ組的，雷切爾和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他們像雙胞胎：又矮又黑，看起來有些嚇人，銳利的藍眼睛和過於膠凝的頭髮。如果說比身高的話，雷切爾和我明顯是贏家；如果比護髮品的數量，我們肯定輸；如果說比才能，那就等著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