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4/4頁)

次確實沒有“老大哥”的感覺。此後不久，從祖父和父親的一次談話中我知道，中國和蘇聯的關係出現了裂痕，已經不是像往昔那樣親密了。這使我對赫魯曉夫的動靜關注起來。那時，父母和我們幾個孩子每天都會到祖父、祖母的房間去轉轉，聊聊天。祖父如果要和父親談他認為不適合我們聽的事情，總會讓我們到別的屋子“一邊耍去”。但那一次談當時尚未公開的*和蘇共之間出現分歧的事，並沒有迴避我（可能還有哥哥）在場。後來我想，那不是祖父的疏忽，也不是他覺得此事對全家過於重大應該讓孩子也知道，而是他知道此事不久就要公開，孩子聽了也無妨。事實上，對蘇共的各種形式的批判很快就開始了。1960年，隨著全國人民可以感受到的生活水平下降，街頭巷尾的人都“知道”，這是蘇聯撕毀互助條約強行要我國還債的結果。而那位白麵白髮白西裝的矮胖子，此時成了正式場合和非正式場合談資中的首惡兼小丑。到了“*”中，“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則成了意欲打倒的黨內高階領導的代名詞。

天安門看焰火（2）

我真正對赫魯曉夫有更多的瞭解，是從1970年代前期讀了內部出版的《赫魯曉夫*》開始的。大約從1972年或1973年起，不知是哪個部門發給祖父一張內部購書證。購書證有編號，並寫有持證者姓名。用這個證件可以到專門的內部書店去購買未公開發行的注有“內部發行”字樣的書。而這些“內部發行”的書，不少是當時國外的那些所謂“資產階級”學者或政治家的、“修正主義”分子的、“機會主義”分子的、“*者”的作品。此外，也有一些小說，我印象中主要是前蘇聯作家的作品。這一“內部”書制度，在“*”之前就存在。一些被思想控制部門認為不宜公開、但又需要某些高階幹部或特殊工作部門的人瞭解的國外作品，被翻譯過來作為“內部”書提供。比如，列寧去世後在蘇共內部鬥爭中失利而被斯大林驅逐的列夫？托洛茨基於1936年寫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後被關押的德熱拉斯寫的《新階級》，都是“*”前以“內部”書面貌印刷出版的。在70年代初期家裡因祖父的關係有了購買內部書的機會以後，我最先讀的幾本書之一就是《赫魯曉夫*》。

和今天公開出版的《赫魯曉夫*》不同，那時出版的是一個節本。在這個節本中，刪去了和中國的衝突、和中國領導人打交道的一些情況，但內容還是相當豐富的。赫魯曉夫在書中講述了他怎樣從一個礦工走到蘇聯共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位置上的經歷，講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軍的內部狀況，講述了斯大林和蘇共高層的工作方式，講述了斯大林時代的“大清洗”，講述了斯大林去世後蘇共內部的鬥爭等等。從書中讀到了不少以前至少是我聞所未聞的說法。

從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祖父的身體已經不好，特別是到了冬天經常住院。我那時在山西插隊，冬天農閒時節就回到北京。祖父住院時我經常在醫院陪他，需要陪住時晚上就住在病房裡，回到家裡則要攙扶他散步。那段時間也是我讀書比較集中的時間，讀的不少書都是內部書店買來的。祖父有時問到我讀書的情況，我就向他講述。其中，《赫魯曉夫*》是我向他講過的一本。他靜靜地聽著，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在中蘇之間的關係由親密走向敵對的那段時間中，祖父顯然認為此事重大，但態度卻十分平靜，我也沒有察覺到祖父對此表現出哪怕絲毫的意外或不解。這樣一個印象使我後來在接觸到和祖父的歷史有關的文獻時多少有些下意識地注意：他是否直接或間接地和這個北方鄰國打過交道，他怎樣看待這個鄰國的作為。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