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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阮籍於高貴鄉公在位時，封過關內侯這個虛位，任過散騎侍郎這個閒差，雖然，嵇康娶了長樂亭主，與魏宗室有姻親關係，還任過中散大夫，但是，阮和嵇，並非特別堅定的，要誓死捍衛曹氏帝王的勇敢者。

應該說，誰來當皇帝，這兩位已經享有盛名的文人，既好不到哪裡去，也壞不到哪裡去。可他們，是有頭腦的文人，不能不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視若罔聞。第一，司馬氏之迫不及待，之步步進逼，之欺軟凌弱，之兇相畢露，讓苟延殘喘的魏主，度日如年。太過份了，太不像樣子了，因此，很是看不過去。第二，司馬氏大權在握，箝制輿論，鎮壓異己，不擇手段，弄得社會緊張，氣氛恐怖，道路以目，宵小得逞。太囂張了，太過份了，所以，很心煩，很厭嫌，這兩位很有點脾氣的文人，便產生出來這種對立甚至對抗的情緒。

大多數中國文人，在統治者的高壓政策下，常常採取既不敢正面抵抗，也不敢公然唱反調的態度，以不回應，不合作，不支援，不買賬的消極精神，也就是魯迅詩中所寫的“躲進小樓成一統”那樣，儘量逃避現實。

但是，逃避，談何容易，文人在這個世界上，又沒有得了自閉症，怎麼可能感官在受到外部聲音、顏色、氣味的刺激，了無反應呢？現在來看魏晉時期的這兩位大師，阮籍在反應的反應方面，掌控得較為適度，而嵇康在反應的反應方面，則掌控得往往過度。於是，在這兩位身上，聰明的人不吃虧，不太聰明而且固執的人常吃虧，便有區別和不同了。

《世說新語》載：“晉文王（即司馬昭）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注引《魏氏春秋》：“阮籍，宏達不羈，不拘禮俗。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嘆之，自以不能測也。口不論事，自然高達。”

其實，嵇康與阮籍，是極好的朋友。《晉書》載嵇康“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但他對山濤承認：“阮嗣宗口不言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很是羨慕，很是想學習這位小他一歲的神交之友，很是希望自己聰明而不吃虧，但好像總是學不到位，總是把不住嘴，總是要反應出來。

這兩位的分野，也就成為後來中國文人延續下來的生存方式。

一是像阮籍這樣，不去找死，在統治者劃定的圈子裡，儘量寫到極致。一是像嵇康這樣，不怕找死，想方設法，要把一支腳踩到圈外，哪怕為此付出代價。前者，我佩服，因為與強權周旋，如走鋼絲，那需要極高的智慧。後者，我欽佩，因為這種以卵擊石的遊戲，敢於挑戰必輸的結果，那需要極強的勇氣。

生存的智慧，戰鬥的勇氣，是除了才華和想象力以外，是中國文人最可寶貴的財富。若既無智慧，又無勇氣的碌碌之輩，只有期望一位與你同樣平庸的君主，網開一面，度過一生了。嵇中散先生的不幸，有智慧，更有勇氣，偏偏生在了魏末，偏偏碰上了那個司馬昭，這真得感謝老天爺給他安排的好命了。

司馬昭，當時，不可一世，連曹姓皇帝只能仰其鼻息討生活，何況你嵇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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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和阮籍（2）

他幹掉高貴鄉公曹髦以後，又不能馬上下手再幹掉元帝曹奐。因為曹魏政權，還沒有到了摧枯拉朽，一觸即潰的地步。因此，司馬昭仍需繼續積蓄力量，擴大地盤，繼續組織隊伍，製造聲勢，繼續招降納叛，削弱對手，繼續將社會名流，上層人士，豪門貴族，文壇高手，拉到自己的陣營裡來。

於是，大將軍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動員這位著名作家，出來做官，納入自己的體系。但嵇康，斷然拒絕了。

司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