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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非常明顯的，對於東三省這樣剛開始發展的地區，通常是在農業稅上採取較高的稅率，在工業稅，特別是礦業和地產業上採取較低的稅率，便於本國資本企業的迅速增加基礎資本。東三省稅率則恰恰相反，反而類似於英國，透過高地產稅限制商業地產的兼併，又類似於法國透過低農業稅保護農業發展。當然，我並不認為這種稅率的設計有問題，總體上是有利有弊，很難具體和絕對的評價，但它的缺點也是必然的，那就是限制了商業土地的自由流通，政府的半壁稅收幾乎都來源於礦業。”

宋彪微微頷首，問道：“如果你來調整，你覺得哪些方面要修改？”

歐陽錫道：“地產稅適當要降低，農業稅適當可以提高。東三省目前的稅收政策表面是對農民和農業有利，但農業稅較低就必然會導致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農業人口向工業人口轉移困難；二是容易導致大規模的土地兼併。東三省民族資本產業相對上海這樣的地區還是較為落後，特別是對中國這種缺乏工業基礎的國家而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資本無非就是三個方向的流動，一是向工商業用地，二是向農業用地，三是礦業，而礦產業和地產業的高稅會在很大程度上壓迫資金向農業用地轉移，如果目前的稅收制度進一步執行下去，民族資本就會逐步的大規模流入農業土地，形成類似於墨西哥的大地主階層，對於工商業的進一步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宋彪思量一番，覺得這番話說的很有道理，就和歐陽錫說道：“東三省現行的稅率政策主要是我最初制定的，當初制定這樣的政策主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百姓整體還是較為貧困，應該養富於民，對農業稅自然要低收。同時也要考慮東三省經濟發展之基礎還是農業，比如說大豆、甜菜這些經濟作物的種植，包括畜牧業的發展，林業的發展。這都需要中小地主、富農透過農業積攢資本擴大經營規模，提升機械化種植，利於推廣新的種植技術；二是希望資本儘可能的轉移向工業領域，而不是和上海租界那樣，大規模的資本都擁擠在房地產中，商人幾乎都是靠炒賣地皮賺錢。至於礦業，礦業資源畢竟不屬於政府，也不屬於個人。適當收取較高的稅收用於三省百姓是理所當然。”

歐陽錫答道：“中堂大人真心為民，下官深感佩服，只是凡事過猶不及。稅收政策總體要符合經濟的發展水平，基本原則是取之於誰。用之於誰，目前正是東三省積極推動基礎建設，增加港口、道路、交通、水利、水渠等基礎投資，包括在教育領域的扶持和投入，既然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農業人口。自然要從他們身上抽取足夠的賦稅來解決這些問題。適當增加農業稅及關聯交易稅，限制大規模持有土地，這就能阻止資本擁擠到農業中，避免大規模的兼併土地。形成大地主階層。至於地產業的問題，一個階段的商人自然一個階段的特徵。在現有的環境下，國內民族商人能夠和外國資本商人競爭的領域很少。特別是在辦廠這個方面，大體只有極少數的國內商人具備這種經營能力。適當減少地產業稅收，允許資本流入地產業，透過地產業的發展來帶動基礎設施的發展，增加就業和其他稅收項的增長，並且保證本國民族商業資本的多樣性，以及自我增長的能力，這還是很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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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還是慎重的思索了一段時間，他知道歐陽錫說的這些問題是客觀存在的，比如說遠東商行近期就一直在考慮增加農業土地持有量，容星橋也和宋彪商量過准許商業資本開辦墾荒業務之事，希望由遠東財團直接安排遠東糧牧總公司開墾荒地，更大規模的直接涉及大豆和甜菜等經濟作物的種植。

就目前的收益率而言，在東三省開墾荒地種植大豆、甜菜，以及開辦糧牧加工廠的利潤都要高於紡織業，但這和稅收的關係並不大，因為紡織業目前仍然享受著較多的稅收優待政策，真正導致紡織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