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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時候，有錢人都逃到這邊來，介遠的路，把這樣的茶托子帶過來，多少珍貴。那時候先父在上海做寓公，我家就住了白俄，還是從彼得堡來的有錢人，還是他們留下來的東西，他們說的可是最正宗的俄語，彼得堡口音的。”

我說：“真的啊？”

他說：“真的。那家的女人，窮得什麼都沒有了，還要用茶托子換錢，買酒喝。到酒吧裡去陪舞，連短褲都不穿。”

我說：“說得那麼嚇人。”

他說：“你們這種年輕人，知道什麼，一共只有一本《舊上海的故事》看看。你買了它，將來還要感謝我的。”

我說：“多少錢？”

他說：“我不說，你說好了。”

我翻起眼睛來看著他，也不說話。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多少錢，從心裡面，我不覺得外國舊貨也可以算得上古董，這種東西，說不定到俄國去一看，遍地都是，像我姑姑廚房裡醃菜頭的瓷缸子，上面也畫了中國山水古亭子，外國人看著稀奇，在中國根本不算什麼。

他說：“你說好了，我也是來玩玩的，不一定要賣，這種東西不比中國古董，這裡沒有了，還可以到別的地方去找，這種東西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像白求恩一樣，永遠不會再有了。”

“你要多少錢？”我問。

他伸出細細的三根手指。

三千，這天殺的奸商。

他說：“三百。我看你斯文相，也應該是個讀書人，才給你看的。”

這樣逛到中午，市場漸漸稀了下去。慢慢的，許多人知道這地方好玩，到那裡走一次，倒常常遇見好久不見的熟人，多是文化人，在那裡逛。後來，市場延續到下午了。再後來，政府聰明起來，索性把那幾條老街闢為市場，讓小販自己圈地為攤，市場收費管理。一旦合理了，小房子造起來了，戴了紅袖章的管理人員像警察一樣，在街上昂昂地踱著，中午時候穿了白衣服的女孩子，託著一個大木盤子，裡面是攤主早先訂好的面和酒菜，大聲吆喝著從人群裡擠來擠去，油香飄得人一頭一臉，像趕集一樣。

東西也不是單件的了，把一個紅木雕花的書匣子和一個二十年代的朗生打火機放在一起，像考古學家在雅典地下挖出來的碎片一樣。而由什麼小工廠加工了十幾件同樣的假貨，放在那裡恬不知恥地賣著。也沒有人再輕輕地拉你一下，告訴你什麼他有要殺頭的東西。一動，他拿出一張生產證明來證明自己不是批發來的東西。

再去舊貨街，發現那裡的老房子上，個個被用紅筆批了一個大大的“拆”字，那個街區要改建了，老房子將沒有了，市場當然也要沒有了。那次去，帶著一架照相機，爬到一個高處，想為流水一樣失去著的地方照一張相，從鏡頭裡望出去，最大的，就是那些紅色的“拆”字。

弄堂裡的春光

要是一個人到了上海而沒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應該要覺得很遺憾。下午時候，趁上班上學的人都還沒有回來，隨意從上海的商業大街上走進小馬路，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樹下有一個個寬敞的入口，門楣上寫著什麼裡，有的在騎樓的下面寫著1902，裡面是一排排兩三層樓的房子，毗鄰的小陽臺裡暖暖的全是陽光。深處人家的玻璃窗反射著馬路上過去的車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個上海，有超過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絕大多數上海人，是住在各種各樣的弄堂裡。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開著一家小菸紙店，小得不能讓人置信的店面裡，千絲萬縷地陳放著各種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針線，本市郵政用的郵票，各種居家日子裡容易突然告缺的東西，應有盡有，人們穿著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來買。常常有穿著花睡衣來買一包零食的女人，腳趾緊緊夾著踩塌了跟的紅拖鞋，在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