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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歷山大港相媲美的&ldo;東方第一大港&rdo;，呈現&ldo;市井十洲人&rdo;、&ldo;漲海聲中萬國商&rdo;的繁榮景象。馬可&iddot;波羅稱之為&ldo;世界最大港口之一&rdo;。伊本&iddot;巴都他說：&ldo;由余觀之，即謂世界最大之港，亦不虛也。&rdo;現代人稱譽泉州為中世紀&ldo;海上絲綢之路&rdo;的起點。現在，泉州還有很多當時外國人的墓地遺蹟。

元朝商業的發展與當時的貿易政策和民族特點有直接的關係。《元史》中說：統一江南的戰爭尚未結束，忽必烈便誥諭海外國家&ldo;誠能來朝，朕將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rdo;。元政府還制定了《至元法則》和《延佑法則》，相對於&ldo;元豐市舶條&rdo;來說，前者是全國一律的系統規定，側重於商船管理、商品管理和徵稅、中外商人使者管理與限制等方方面面，堪稱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較強的外貿管理法則。蒙古人還在疆域範圍內使用紙幣（交子）和阿拉伯數字，並使之傳播到世界。而對貨幣的廣泛使用和數位化管理是商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從民族特點來看，這與蒙古帝國興起之初技術落後、沒有文化優越感的包袱相關。蒙元時代之前，中國、波斯和阿拉伯國家都是文化和技術發達的地區，儘管彼此之間有商貿往來，但各自文化的傳統藩籬也有阻礙新技術和新觀念傳播的作用，自由貿易、外交豁免權等只在個別區域存在，是蒙古帝國予以推廣使之構成了現代世界體系的基礎。

元朝時，不僅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繁忙，在陸路貿易方面，元朝與世界各地的貿易同樣發達。據帕哥羅提《通商指南》記載，從金帳（欽察）汗國的塔納（前蘇聯羅斯托夫南，頓河河口南岸）有商路通到中國。這條路雖然艱難，但對旅行者和商販來說是有安全保障的。陸路上元朝透過欽察汗國與今克里米亞和歐洲各國建立貿易關係；透過伊利汗國與阿拉伯國家建立貿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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