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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陸考古界和以父親為代表的臺灣考古人類學界的關係，一直陷於隔絕。到80年代重新開始溝通時，父親與郭沫若都已經告別人世。

殷墟發掘之後，影響比較大。1931年在南京開了一個殷墟遺址發掘成績展覽會，父親作了演講。展覽和演講引起各界極大重視。蔣氏夫婦與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包括戴季陶、孫科、居正等要人，悉數出席參觀，輿論為之轟動。

李濟：被淡忘的“中國考古學之父”（5）

1935年，殷墟發掘工作到了關鍵的第十一次發掘，要大規模開挖4座大墓、400餘座小墓，梁思永做的預算需要2萬？3萬銀元，比原預算多出5？10倍，如不補加，將前功盡棄。父親增加預算的報告，呈交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丁文江。丁審閱後未加任何條件，即予批准。這次為期95天的發掘所獲極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磬、玉器、石器等多件，父親對丁文江一直心存感激。

早期的殷墟發掘一直是在與美國方面合作下進行的，後來傅斯年與美國人的關係並不融洽，1930年起，父親與“史語所”終止了與弗利爾的合作。此後，中華教育基金會每年撥款繼續支援發掘工作，一直到抗戰開始，這是父親一生科研事業的黃金年代。

流亡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發掘收工後僅18天，“盧溝橋事變”爆發。因為父親從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擔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籌備處主任，“史語所”與“中博”向西南搬遷之事，便由傅斯年交與父親負責。“史語所”搬遷的第一站是經武漢到長沙，在那裡只停留了3個月，因為日機不斷轟炸，決定繼續西遷至昆明。

在搬遷西南之前，考古組發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幾位青年人紛紛投筆從戎，離開了“史語所”。父親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陽發掘的成績太重要，但研究工作還未正式展開，人員散去了，將來怎麼辦？另一方面，大敵當前，連自己都萌生了上前線殺敵的念頭，何況這些熱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長沙公路邊一個小飯店裡，父親、董作賓、梁思永等全體人員都在這裡喝了餞別酒，送走了尹達、祁延霈、王湘等人。他們大多數後來去了延安，所以這一次分手後他們就再也沒見過面。

從桂林經越南輾轉到了昆明後，“史語所”在這裡安頓了兩年。此間父親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吳金鼎、曾昭（注：曾國藩的曾侄孫女，60年代自殺）、夏鼐等從英國返回昆明，成為中國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線戰事吃緊，“史語所”、“中博”又遷離昆明，到達四川宜賓的李莊鎮。

李莊6年，是抗戰時期“史語所”和“中博”相對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莊還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運時，不巧撞壞了一個木箱，裡面的人頭骨和體骨標本全都暴露無遺。當時農民一片譁然，加之此前有位來自廣東的同事打了條蛇吃以解饞，當地人便傳說這個機關不光吃蛇“還吃人”。後來只好由父親與所長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請當地官員和地方鄉紳座談，再三向他們解釋研究人骨的意義，請他們對民眾做些必要的解釋，這才化解了一場危機。

1941年12月，日軍侵佔香港，“史語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損失；次年3月，日軍侵佔長沙，“史語所”存在那裡的文物也悉告損失，這讓父親痛惜不已。不僅如此，因為醫療條件太差，我的兩個姐姐—鶴徵和鳳徵，分別於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莊病逝，鳳徵去世時才17歲。對父親來說，那真是一段內憂外患的日子。父母一生生育了4個孩子，大姐幼時便夭折，這樣，只剩下了我一個男孩子。父母后來把舅舅家的孩子過繼來，取名“光周”，李光周後來也成為一個考古學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