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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專家身份被派參加中國駐日代表團，赴日本各地調查戰時被日本掠奪的中國文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父親5次尋找“北京人”頭骨而未果，他以此為終生憾事。

李濟：被淡忘的“中國考古學之父”（6）

分離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語所由南京直遷臺灣，所裡全部圖書、儀器、標本共裝了上千箱，連同故宮、“中博”的重要文物一併船運。那時許多文物剛從大後方運回南京，還來不及開箱，又要搬到臺灣。

安陽殷墟文物也在轉移之列，父親是這次的押運人。很多人反對文物搬遷，父親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慮是保護文物，他說：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個地方無所謂。有人勸他不要跟著船走，怕危險，但他不聽。那時候很多知識分子還對國共和談抱有希望，想著躲避一段戰火，等安定後再繼續從事自己的研究。

那時候我是上海同濟大學三年級學生，因為身體不好休學一年。聽說又要搬家，我很不情願，因為那幾年實在搬得太多了，但1948年12月30日，我還是跟著父母到了臺灣。

我到了臺灣很苦悶，因為那時同濟大學給我一年的休學期，如果我不在1949年2月底回校報到，只能自動地再休一年，加之我身體已有好轉，於是我想春節後再回上海讀書。

那時候從基隆到上海，每天都有班船，非常方便。1949年2月22日晚上，母親與過繼給我們家的弟弟，五六個人送我到基隆碼頭，父親沒有來。我後來回想，當時也並沒有生離死別的感覺。因為那時蔣介石已辭職，李宗仁做代總統，進行和談，很多人還相信能和談成功，我還想到暑假就可以回家了。3天后回到上海，發現形勢已經很嚴峻。1949年4月20日以後，去臺灣的人口開始受到限制，父母很著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家，特別是淮海戰役到了後期，陳毅、*的部隊已經在長江邊上，很多人夢想的“劃江而治”也破滅了。父母最後寄機票來，那時機票可以說比黃金還貴，我給他們寫了最後一封信，告訴他們我決定留下來，說我想看一看一個新社會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我們還有相見的一天。那封航空信還可以順利地送到臺灣。後來有人告訴我，母親收到信後大哭一場，父親輕易不掉眼淚的，我這個人，在他眼裡也許是不可救藥了。

那一年，我22歲。後來我到了北京，考進華北大學學習俄文，後來一直在中國人民大學。父親大概沒想到，他的兒子最後會從事*主義的研究。

父親到臺灣後，很快籌備成立了臺灣大學文學院考古人類學系。1955年我收到父親一封信，它經過多位親友輾轉，幾乎穿越半個地球才到我手裡。信中提到，他在臺大教了一位絕頂聰明又極其用功的學生，他打算把這位高足送到自己當年留學過的哈佛深造。我後來知道父親這位得意學生叫張光直。60年代，父親託香港友人帶給我的信，又一次提到張光直，對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的張光直不想回臺有些傷感。直到80年代我才與光直結識，他後來得了帕金森氏綜合症，但還一直念念不忘跟大陸考古界合作之事，多次抱病到現場考察。張光直近幾年在大陸學界頗有影響，父親如地下有知，也該欣慰吧。

從22歲離家，我與父母再沒相見過。母親是1975年去世的，那時候我在北大，美國給我寄了一個電報：母親死了。父親後來給我寫信說：“你母親臨死前說，‘我要回家’？？”1979年8月1日，父親因心臟病猝發，在臺北逝世。

1929年，父親在領導殷墟第二次發掘工作時，就與參加發掘工作的同仁約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屬國家財產，考古組同仁自己絕不許收藏古物。這一約定後來逐漸成為中國考古界、民族學界的傳統。到他去世後清點遺物時，只有臺北“故宮博物院”贈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