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王夫之(注意,這個人的名字很有個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別號叫王船山)說過:夷考宋政之亂,自神宗始。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貽譏於後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煩爾。

宋神宗的出場,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瀾壯闊起來了。

當然,也正是這樣的歷史背景,為一代文豪的“煉”成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半個月後,得知英宗皇上駕崩訊息的蘇軾兄弟,正在夔州雲安縣(今重慶市雲陽縣雲安鎮)一個叫燕子龕的地方題字流連。

當時這個叫“燕子龕”、又稱“下巖”的地方有位僧人,曾勸蘇軾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蘇軾三十二年的生命歷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惡見止”,對他而言實在是小菜一碟。

就這些微末小事,也被蘇軾記在了當天的遊記中流傳了下來。

當蘇軾兄弟載喪歸蜀的船隻路過豐都縣,又看到了該縣平都山最高頂有座的漢時始建的仙都觀。想當年隨父出川時,父子三人還遊覽過此觀,仙都觀又名白鶴觀。

丁母憂時返蜀,由於走的是陸路,史書上關於此次歸蜀的路途記載極少。

但此次回鄉丁父憂時,是在官家派船護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過一些名勝古蹟時,一行人也可借觀覽之際上岸稍事休息。

當蘇軾兄弟泊舟仙都觀所在的山下之時,有一道士還曾持陰長生石刻《金丹訣》,來找到蘇軾,以求辨別真偽。很可惜,蘇軾也莫之能辨,只好建議道士見到後來人路過時再多多請教,並寬慰其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道長您總會遇到識貨之人的!

這段時間,蘇軾忽然收到許安世的書信謝啟,得知小許一直以來竟對自己青眼相加,一時間也感到受寵若驚,趕緊回了賀啟。

賀啟中一邊慶賀許狀元的車馬旌旗之召,一邊還得與許狀元來共同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劍之悲。

許狀元字少張,雍丘(今河南杞縣)人。此次與許狀元同科及第的進士,還有蘇軾少時就有過交往的彭山縣老鄉楊從。楊從,字存道。另外還有:

方蒙,字達源,桐廬人。

伍昊,字及籍貫無考。

治平四年(1067)丁未四月,蘇老泉靈柩在二子恭敬虔誠的護送之下,順利地抵達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後,將亡父的靈柩安厝待葬停當,蘇軾就開始著手撰寫爺爺蘇序的行狀。“行狀”這一稱謂如今已不多見,它有點類似於今天對某尊長的回憶性文章。

這種行狀,俗稱稱“狀”,就是敘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貫、事蹟的文章,常由死者門生故吏或親友撰述,留作撰寫墓誌或史官提供立傳時的依據。

蘇軾翻閱了家父以前的藏書,找到了父親尚未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蹟的記錄,結合自己十二歲前關於爺爺的印象以及鄉親口中的評價,先把祖父的行狀補充完整,然後給曾鞏上了一道簡,求其為祖父撰寫墓誌銘。然後託同科進士鄧錧,將自己完善過的行狀交給曾鞏來作為參考。

在家鄉守制的這段時間,蘇軾結識了剛剛卸任眉州丹稜縣的縣令趙庾(字成伯)。趙庾在眉山的臨縣丹稜縣任縣令期間,頗有政績,極為百姓稱頌,這無疑拉近了二人之間的距離。

後來,蘇軾出知杭州期間,與趙庾來往密切,直到蘇軾後來出知密州,趙庾又成了與蘇軾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長官,通判起輔助、監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報告知州的言行,兩者之間雖有品秩之差別,但互相併不隸屬。

說得再直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於監督知州的。

但是,蘇軾卻與趙庾卻很能合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