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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多了。5月份，連續十幾天，天天彎著腰插秧，並不覺得太累。我是新手，一開始完全不會插，幾天後稱得上是能手了。手指如同織機上的梭子一樣飛快地移動著，眼睛只盯著鼻子底下的一小塊水田和秧苗，腦子裡什麼也不想，累了直起腰來歇一歇，看見前面又多了一大片綠色，心裡真是欣喜。我喜歡田野勞動，這種勞動雖然機械而單調，卻使人親近土地和生命，頭腦和心靈都變得單純。

湖區有許多小生物。挖航道時，常常挖到藏在淤泥裡的甲魚，挖到了也就隨手一扔，沒有人想到要拿回去煮湯。每條小水溝裡都有魚，用泥巴攔截出一段，再把水舀幹，必定滿載而歸。一到春天，水蛇四處爬行。有一回，早上出工前，我拿起放在屋外的雨靴，正準備穿上，從裡面爬出來一條小蛇。在水田勞動時，蛇是最常見的生物。一個小個子華僑學生見了蛇就撈起來，雙手一掰，取出蛇膽立刻吞進肚裡。水蛇無毒，我漸漸也不怕了，但始終厭惡螞蝗。在別處我再沒有見過這麼多的螞蝗。一次收工後，我下湖洗澡，在岸邊淺水處的草叢裡站了一會兒，上岸時，旁邊的同學驚叫起來。我低頭看，只見一條腿在流血，上面叮滿了螞蝗，不下數十條。

對於我們這些學生，當時有人這樣形容：“學生的名義，幹部的待遇，農民的勞動，軍人的紀律。”因為領工資，所以說是幹部的待遇。紀律十分嚴格，完全按部隊的一套管理，到商店買一支牙膏也必須請假，無論上哪裡做什麼事都要排隊。勞動累了，誰都顧不上修邊幅，穿得破破爛爛上幾公里外的一個小鎮，那裡的農民揶揄說：“大學生在學校裡是書呆子，出了校門是叫花子。”

到農場後，始終沒有宣佈再教育的期限，沒有人知道我們究竟要在這裡呆多久。環境和生活畢竟太單調了，人們漸漸都疲塌了。年輕人火力正旺，開始想女人，學六連成了人們口頭最有詩意的一個詞兒。平時聚在一起，談論得最多的是老婆問題，才二十多歲就稱之為“老大難問題”了，真個日夜盤算，長嘆短籲。有些湖南學生已娶妻，老婆來探親的日子，住進連部一間小屋，人人眼饞。睡在我對鋪的那個學生特無恥，經常興高采烈地大談和老婆做愛的細節。

我仍是一個愛情上的理想主義者，自命清高地對這一切嗤之以鼻。但是，我也厭倦了單調不變的生活，渴望變化。因此，1969年10月，當部隊要抽選一些學生去附近的正規連隊鍛鍊一個月時，我就積極爭取，終於被批准。我在那裡表現很好，幹部和戰士都喜歡我，受到了團一級獎勵。最高興的是過足了打靶的癮，我意外地發現，我的槍法相當準，臥姿百發百中，跪姿和立姿也脫靶甚少。然而，沒想到這次出行染上了肝炎病毒。

回到學生連不久，有一天，我感到渾身乏力，沒有一點胃口，兩個同學便陪我去團部醫務室。到了那裡，一量體溫，已燒到39度，醫務人員讓那兩個同學馬上送我去師部醫院。所謂送我去，也是要我自己走去的，我真不知道我是怎麼走完這幾公里路程的。師部醫院也十分簡陋，幾間茅草房，沒有醫療裝置，甚至不能驗血，我住在那裡，一直被當做感冒治。八九天裡，高燒持續不退，完全不進飲食，靠輸液活著，上廁所時幾次昏倒。我對那個精神抖擻的院長說，我的病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