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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的，都充滿了不平，這使他深感不滿而痛苦不堪。他的生命的全部意志便是用手指去按平這個處處凸起的可惡世界。不按平它，決不罷休，他生生死死的惟一追求，就是他所理想的平坦世界。只有在平坦的世界中，他才感到安穩、感到舒服和滿足。

這位患者的精神世界多麼使人驚愕。顯然他完全生活在虛幻的世界中，是某種思想、某種情緒頑固地盤踞在他的意識中，以致使他那麼執著、那麼恆定地重複著同一的動作。還有的患者內心感到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意向去數一數他所看到的一切，如對窗子、錢包裡的錢、街上的行人和電線杆等，都要作毫無必要、毫無意義的頑強計算，精神病學家稱這種意向為“計算癖”。從創造心理學觀點看，大數學家也經常處在類似狀態，例如，十九世紀蘇格蘭大數學家哈密頓對四元數的運算便懷有一種瘋狂的熱情。成年累月，他一直處在這種狀態而不能自拔。直到十五年後一個偶然的機會他感到問題解決了為止。就是說，這種瘋狂狀態至少糾纏了他十五年之久。這是多麼令人驚歎的創造精神！沒有這種固執性和恆定性，沒有這種十幾年乃至數十年如一日的創造毅力和樂此不疲、欲罷不能的強烈渴望，就不會有創造發明，人類就不會有進步！當然哈密頓的“變態心理”和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變態心理並不完全相同。哈密頓還能從變態中返回常態，回到現實，而精神病患者卻失掉了這種能力。再有，哈密頓的意向是有意義的，而那位患者的意向是無意義的。但兩者的心理機制和根源卻是相同的。歌德說過：“真理與謬誤出自同一來源，這是奇怪的但又是確實的，所以我們任何時候都不應該粗暴地對待謬誤，因為在這樣做的同時，我們就是在粗暴地對待真理。”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對我們理解藝術創作的心理是非常有啟發的。藝術家在創作過程中的心理狀態，同科學家一樣，也是順從某種頑固而恆定的意向的，幾乎每一本藝術家的自傳都會向我們披露這種狀態。有位作家曾這樣表白：“我寫文章好像是順從一種衝動。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筆來寫。寫完了就彷彿從一個夢境中醒過來似的，覺得心上的重壓去掉了，身子輕鬆了許多。這時候我的心才感到片刻的安靜，但這樣的安靜並不能持續多久。一篇文章剛送出去，第二篇文章又不得不開始寫。好像那個推動我的力量從沒有把我放鬆過。我疲倦，但卻不能休息，好幾次我忍不住要發出一聲叫喊：饒了我吧！然而我並不曾被饒恕過。”轉引自《處在“強迫狀態”中的科學家、藝術家和哲學家》載《醫學與哲學》1984年第10期。這多麼像那位不斷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狀態，恐怕每一個真正的藝術家都有過這種親身體驗。作為藝術家，他們註定要一生一世受“苦”，藝術家是“痛苦”的人，他之所以“痛苦”是由於創作；他之所以創作，是由於痛苦。他總被某種強烈的形象和創作欲攪得心神不安，激情難卻，可以說他們為形象而生，為形象而死，也就是為藝術而生，為藝術而死。當貝多芬發覺自己變成聾子時，他幾乎陷於絕望。他後來表白：“我的不至自殺也是間不容髮的事了——是藝術就只是藝術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覺得不能離開這個世界。”《貝多芬傳》第50頁。藝術猶如獵人，藝術家不過是獵物。藝術是勝利者，藝術家總是幸福的失敗者，這時候藝術成了內在的策動力，它抓緊藝術家使他成為工具。這是因為藝術家的主動的自覺意識在這時已失去其作用，完全被潛意識所規範。藝術家在創作時，總要忘記自己，他成了他的作品的一個僕人。他們往往是在“病態”中一往情深地追求和尋找自己心靈的歸宿。他們根本不是想創作，而是必須創作！

4　不狂而狂，狂而不狂

對上述問題，還有必要作進一步的闡述。

一般論者都認為，在某種意義